漏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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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经济学界，庇古最早打破了古典经济学在分配问题上无为而治的传统，面对着庞大的社会财富和大众严重贫困的对比，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对经济平等的关注，1920年他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把平等和效率同时纳入了经济分析的视野。在庇古看来，争取效率就是要合理配置资源，增加国民收入；而争取平等则是将富人的一部分收人转移给穷人，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只有二者兼顾，才能增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庇古描述的这种富足而又和谐的社会无疑令人向往，但问题在于，平等和效率在现实中往往是矛盾的，对于这个问题，奥肯曾作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这就是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这样一个社会，富人和穷人分灶吃饭，富人那里人少粥多，许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费掉；而穷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饱，已经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肿。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打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平等现象。奥肯认为，政府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个桶，下面有个洞，是个漏桶。这样，等它把粥送到穷人那里，路上就漏掉了不少。意思是说，政府如果用税收的办法，从富人那里转移一部分收入给穷人，穷人实际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比如富人的收入减少了1000元，穷人可能只得到了600元，其余的400元就不翼而飞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追求平等损害了效率，从而减少了国民收入。奥肯有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

　　这里所说的蛋糕变小，实际上就是效率的损失，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税收削弱了富人投资的积极性。奥肯在他那本著名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如果税收对于储蓄和投资具有重大的和有支配的影响，那么在总量数字方面的证据将是引人注目的而且是明显的。1929年，尽管美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但由于当时的税率很低，投资还是占了国民收人的16％；在此之后，联邦税的税率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到了1983年，尽管当时的经济处于复苏时期，但投资率仍没有超过14％。”二是税收影响了劳动的积极性。不仅影响富人，而且影响穷人。比如一个失业工人，由于得到了一份月薪并不算高的工作，而失去了政府所有的补贴，他自然也就对找工作不热心了。这样，由于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可供分配的国民收入总量减少了，结果就必然与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一样，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

　　漏捅原理意味着，平等和效率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二者相比，孰轻孰重呢?经济学家、伦理学家，乃至哲学家就此开始了他们旷日持久的争论。有人认为，人们之所以在平等和效率的抉择问题上争论不休，原因就在于，现实世界是不平等的。富人害伯失去既得的利益，因而鼓吹效率，反对平等；穷人想不劳而获，因此支持平等，批评效率。人们都戴着“有色眼镜”进行讨论，很难得出一个符合人性本来面目的结论。于是，美国哲学家劳尔斯便在他的《正义理论》一书中作了这样一个假想的试验：将一群人带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的生活。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还是富，是成功还是命运不佳。现在，让他们在一起进行协商，去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那么协商的结果是什么?肯定是追求经济平等，而不是允许贫富分化。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会处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们就得承受忍饥挨饿的风险。劳尔斯就此得出结论说，在平等和效率之间，应该让平等优先。

　　然而，很多人对这个假想试验在现实中是否具有意义提出了怀疑，他们认为，劳尔斯极端平等的立场，不一定是这个试验的必然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些人天赋很高，他们却被迫获得与白痴一样的收入，那么这种收入的平等，恰恰是不平等的表现。密尔顿·弗里德曼则担心，追求平等会损害神圣的自由。他说：“以‘公平’来取得‘自由’这一现代倾向，反映了我们已经多么远地偏离了合众国的缔造者们的初衷。”由于公平缺乏一个客观的标准，他完全取决于仲裁者的主观看法，因此，“当‘公平’取代了‘自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自由的权利就都处于危险之中了”。

　　在劳尔斯和弗里德曼之间，奥肯采取比较折衷的立场。在他看来，效率诚可贵，平等价也高，因此，二者谁都不能偏废，只能寻找一种折衷，既促进平等，又尽量减少对效率的损害。比如缩小补贴范围，降低补贴标准，就可以控制收入分配对穷人的劳动积极性的影响；调低所得税税率，提高消费税税率，就可以减小收入转移对富人的损害等等。奥肯特别指出，贫穷的根源是缺乏教育和训练，而要打破这种贫穷——不良教育——贫穷的恶性循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贫穷的人口敞开教育的大门。“在走向平等的道路上，没有比提供免赞的公共教育更为伟大的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