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版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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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外版權衝突是指不同歸屬國的版權貿易雙方在貿易中因為生產和貿易的不平等地位而產生的激烈交鋒，它具有破壞性和目的性，是貿易雙方力避的惡性行為。從版權衝突的程度來看，包括版權摩擦、版權糾紛、版權訴訟。

　　(一)版權糾紛範圍擴大，數字版權糾紛案受矚目

　　從各地人民法院陸續公佈的十大涉外知識產權案件分析來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來，我國涉外版權糾紛涉及的範圍不斷擴大，從早期對電腦軟體版權的訴訟擴大到圖書、到音像製品、影視作品版權、網路游戲、網路信息傳播權的糾紛，其中涉外數字版權糾紛增長速度較快，影響較大。2010年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佈的2006-2010年十大知識產權案件中，其中兩起涉及數字版權案，糾紛方涉及到中國電信集團公司以及新浪、搜狐等知名公司，在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二)我方版權衝突博弈實力增強

　　這表現在：1．外方勝訴比率下降。2006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向社會公佈“2006年度十大知識產權民事案例”，涉外知識產權案件達7起，涉及專利、商標、著作權、不正當競爭等多種類型，但涉外當事人均獲得了勝訴。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01年—2005年，共受理涉外知識產權案件981起，知識產權民事案件外方當事人勝訴比例約80％。但是2006年至2010年10月，北京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共受理涉外知識產權案件2691件，其中支持和部分支持外方訴訟請求的占全部案件的55．2％，外方勝訴的比率下降。2．我方勝訴與調解的比率提高，應對能力增強。在北京中一法院20o6—2010年十大知識產權案例中，外國公司勝訴的有5起，敗訴的有1起，其餘4起均為凋解結案，調結案比率升高。¨22005年一度備受業界關註的英特爾公司訴深圳東進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侵權案，在歷經兩年多的對峙後，雙方以和解協議的方式握手言和，“螞蟻對大象”的戲劇性結尾背後中國企業的版權法律談判和博弈能力在增強。3．國內企業反訴國外企業侵權案件勝訴的比率增加。2009年13本知識產權高等裁判所第3部作出二審判決，北京赤東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勝訴亞太傳媒13本株式會社電視劇侵權案。3我國企業版權保護意識和應對水平都有所提高。

　　(三)涉外版權衝突的主體從公司演變到政府。

　　2007年4月美國首次因知識產權問題向世貿組織對中國提起訴訟，及至2009年美國訴中國知識產權案(DS362案)結案。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小組建議中國根據裁定修訂其《著作權法》和海關措施中的相關內容，使之符合中國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協定》)下的義務。我國涉外版權衝突的主體已經不僅限於版權企業層面，更上升至國家文化力量的博弈，涉外版權衝突已成為我國對外版權貿易最大的絆腳石。

　　涉外版權衝突的原因比較複雜，既涉及政治利益關係，又涉及到國家文化的多元性，分析來看代表性的理論和觀點大致如下。

　　(一)東西方文化觀念的差異

　　我國知識產權文化發展，受儒家思想影響濃厚，崇尚“和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是典型的東方集體主義觀念的代表，“竊書不為偷”、描摹複製經典的傳統由來已久。這與西方現代知識產權文化以個人主義導向，建立在保護個人私利基礎上權利、義務清晰的知識產權文化觀念不盡相同，版權衝突很難避免。

　　(二)政治經濟利益的驅動

　　美國版權研究者羅納德·V．貝蒂格在深刻分析美國版權法發展歷史、所有權和控制權之上，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一針見血地指出：版權的形成是基於資本主義制度，是具有發行能力的資產階級為自身利益爭取來的，它與生俱來便是為版權所有者服務的，並不是知識產品創造者利益的捍衛者。版權是西方媒介資本在全球市場上進行資本積累、無止境追求利潤的工具。

　　貝蒂格指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和外國政府之間的版權分歧與衝突並非在原則方面，而在戰略方面。從貝蒂格的觀點來看，西方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版權衝突不在於雙方公認的知識產權法律保護原則上，而在於雙方的知識產權戰略與對方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矛盾上。目前看來，我國當前知識產權保護水平遠遠無法滿足發達國家政治和經濟在世界範圍逐利的需要，版權衝突在所難免。

　　(三)霸權主義的體現

　　霸權主義理論認為，西方經濟強國因為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的超前優勢先人為主地掌控了雙邊貿易的文化領導權，併在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等版權貿易領域獨霸一方。因此，在雙方發生版權衝突後，這些國家又按照自己經濟和政治標準，強行推行自己版權文化價值觀念和知識產權制度，從而導致了在知識產權領域的霸權主義，版權衝突反映了處於弱勢地位國家對強勢國家霸權主義的反抗與鬥爭。

• 劉燕.我國涉外版權衝突對知識產權文化建設的啟示(J).蘭州學刊.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