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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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蠖效應(Geometrid Effect)

　　尺蠖這種“弓腰蟲”是一種無脊椎動物，行動時一屈一伸像個拱橋。當尺蠖向左移動時，先是右邊縮短而後左邊伸長；當尺蠖向右移動時，先是左邊縮短而後右邊伸長。但是無論左右的長度如何分配，都是為了爬行服務。無論尺蠖如何蠕動，也都只能在一條直線上爬行。

　　尺蠖效應就是說，尺蠖無論是縮短，還是伸長，都只朝著一個方向(伸長的方向)行進。

　　引申到政治領域，尺蠖效應試圖比喻這樣一個事實：政府可以在兩種截然相反的政策中選擇，但無論政府如何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都是對政府有利的。尺蠖爬行的路線就是政府的利益。尺蠖爬行的方向就是政府的備選政策：向左爬，就意味著政府採取左傾的政策——擴張自己的權力，增加賦稅，加強對經濟的管制，鼓勵民族意識；向右爬，就意味著政府採取右傾的政策——縮小自己的責任，減少賦稅，放鬆對經濟的管制，抵制民族意識。尺蠖爬行時左右伸縮的長度就是政府的政策分配：向左伸長一些，就意味著這個時候政府更傾向於採取左傾的政策，反之亦然。但是無論尺蠖怎麼爬（也就是無論政府怎麼做），它都穩穩噹噹地爬行在原來那條直線上（也就是政府的利益始終得到維護）。

　　秦暉在《忽左忽右的俄羅斯農村改革》中如是說道：在特權利益驅動下，1861年後的俄羅斯變革進程一直有我稱之為“尺蠖效應”的特點，即一忽兒“自由化”，一忽兒又束縛化，但不管自由還是束縛都是為了權貴而折騰農民。

　　又如秦暉在《美國的病因，中國的良藥 破除兩種尺蠖效應互動(上)》中如是言道：在某種情況下，統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脹自己的權力，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責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統治者，就像一伸一縮都朝著一個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謂之尺蠖效應。

　　秦暉在《中國經濟發展的低人權優勢》提到，中國的這種發展模式也在其內部形成“尺蠖效應”：“左派”得勢則自由受損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勢則福利喪失而自由未必增進。“左”時政府擴權卻不可問責，“右”時政府卸責卻不願限權。左起來就侵犯平民私產而公共財富卻未必得到保障，右起來公共資產嚴重流失而平民私產卻未必受保護。

　　一邊“新國有化”一邊又“權貴私有化”。左時“公權”侵奪個人領域卻無心公共服務，右時放棄公共產品卻不保護個人權利。政策趨左則壓縮個人自由卻並不開放公共參與，趨右則抑制民主參與卻同時限制自由競爭。“左派”建不起福利國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場。正如孫立平所言：無論向左還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強勢者，而吃虧的也是同一些弱勢者。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得”。這樣就使社會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進程中日益發展和積累。

　　北宋後期，有一場“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王安石主張國家統制，而司馬光主張自由放任，兩“黨”你上我下，輪流得寵了好幾個回合。可是雙方都不是受權於民，而且弄權無制約，儘管理論上好像雙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說是要“摧制兼併，均濟貧乏”，似乎頗有“社會主義”的味道。而司馬光主張“國家不與民爭利”，似乎很有“自由主義”豐采。不幸的是實行下來，王黨的“國家統制”嚴厲地束縛了經濟發展，而馬黨的“自由放任”則使“官品形勢之家”得以放手聚斂。王得勢則朝廷禁網遍地，民無所措其手足，馬得勢則貪官污吏橫行，民無所逃其削刻。國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無數土皇帝與土圍子，卻放不出一個中產階級，而國家的經濟統制也只會“與民爭利”，卻統不出個社會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國家”，正如司馬光搞不成“自由市場”，而這兩種政策輪番上場到後來都加劇了王朝的治理危機，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縮中走向危機，最終在危機中滅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