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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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蠖效应(Geometrid Effect)

　　尺蠖这种“弓腰虫”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像个拱桥。当尺蠖向左移动时，先是右边缩短而后左边伸长；当尺蠖向右移动时，先是左边缩短而后右边伸长。但是无论左右的长度如何分配，都是为了爬行服务。无论尺蠖如何蠕动，也都只能在一条直线上爬行。

　　尺蠖效应就是说，尺蠖无论是缩短，还是伸长，都只朝着一个方向(伸长的方向)行进。

　　引申到政治领域，尺蠖效应试图比喻这样一个事实：政府可以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中选择，但无论政府如何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都是对政府有利的。尺蠖爬行的路线就是政府的利益。尺蠖爬行的方向就是政府的备选政策：向左爬，就意味着政府采取左倾的政策——扩张自己的权力，增加赋税，加强对经济的管制，鼓励民族意识；向右爬，就意味着政府采取右倾的政策——缩小自己的责任，减少赋税，放松对经济的管制，抵制民族意识。尺蠖爬行时左右伸缩的长度就是政府的政策分配：向左伸长一些，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左倾的政策，反之亦然。但是无论尺蠖怎么爬（也就是无论政府怎么做），它都稳稳当当地爬行在原来那条直线上（也就是政府的利益始终得到维护）。

　　秦晖在《忽左忽右的俄罗斯农村改革》中如是说道：在特权利益驱动下，1861年后的俄罗斯变革进程一直有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特点，即一忽儿“自由化”，一忽儿又束缚化，但不管自由还是束缚都是为了权贵而折腾农民。

　　又如秦晖在《美国的病因，中国的良药 破除两种尺蠖效应互动(上)》中如是言道：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

　　秦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提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

　　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

　　北宋后期，有一场“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两“党”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尽管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丰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了经济发展，而马党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而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