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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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死、獨居死

　　孤獨死最開始是日本的一個老齡化社會問題，指的是老年人生前處於近乎完全喪失社會關係的孤立狀態，在身邊無人看護的情況下在自家死亡後長時間都沒有被人發現的現象。^[1]

　　後來孤獨死泛指，獨自生活的人在沒有任何照顧的情況下，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突發疾病等原因而死亡無人發現的情況。

　　關於“孤獨死”的定義，雖然目前日本尚未形成統一的觀點，但一致認為必須包含兩個核心要件，分別是“無人看護情況下的死亡”和“一定時期以後遺體才被髮現”。而“孤獨死”作為一種社會問題的存在，還必須是處於“社會孤立”狀態下的“非自殺”行為。

　　關於“孤獨死”的特征，J.Tustall認為可歸納為單身、無子女、與外界基本無接觸、不參加勞動、高齡者五項內容。上田智子等通過對11種主要文獻中“孤獨死”定義的整理與分析，認為其主要特征有:“自宅”死亡、無人看護、單獨生活、社會孤立、非自殺五項基本特征。

　　根據定義，“孤獨死”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

• 第一種是身體無重大疾病、經濟生活與社會交往基本正常，高齡者在自己家中因急病而意外死亡的情形。這種類型有時也被稱為獨居死。
• 第二種類型是與外界無交流、處於社會孤立狀態中，高齡者因生計或健康問題而死於家中的情形。

　　另外，雖然“孤獨死”對象可能為包括嬰幼兒、青壯年、殘疾人等在內的各類群體，但本文主要討論高齡者“孤獨死”問題。

　　在現實生活中，與“孤獨死”密切相關的包括兩類人：^[3]

　　一類是獨自生活的單個老人，這類老人主要是因為喪偶、離婚、夫妻分居、終身未婚等原因而導致的獨自居住。

　　另一類則是夫妻兩人相伴生活的二人家庭，這類家庭主要包括空巢家庭、失獨家庭、丁克家庭等。

• 空巢家庭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子女外地求學、就業、結婚等因素離開原有家庭。
• 失獨老人是由於我國長期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形成的獨特的現象，即家庭所擁有的唯一子女在其成年後由於疾病或意外等原因離世，而父母又無法再次孕育另一個子女的現象。
• 丁克家庭是由於自身心理、生理、歷史環境等因素而形成的無子女現象。這兩類老人或無子女，或有子女，但共同點在於長期獨自居住，年老體衰，各種疾病纏身，常常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日本高齡者“孤獨死”現象並非突然出現，而是經過不斷演化，逐漸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註。

　　“孤獨死”現象的演變歷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問題界定階段(1970~1997年)。

　　1970年，日本出現首例關於“孤獨死”現象的新聞報道。在一些社會組織的推動下，該現象逐漸受到社會公眾的關註。1997年，日本生活問題研究會發表相關報告，標志著“孤獨死”開始正式從“異常死"概念中脫離，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問題。

　　第二階段為問題深化階段(1998~2006年)。

　　在該階段中，在大眾傳媒的強力呼籲下，尤其是2005年日本NHK電視臺“常盤平地區的孤獨死問題”紀錄片的播出，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為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輿論基礎。

　　第三階段為問題破解階段(2007年至今)。

　　隨著日本老齡化的進一步推進，孤獨死問題進一步深化，並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關註。2007年日本厚生勞動省開始實施“零‘孤獨死'工程”，標志著高齡者“孤獨死”問題正式納入政府視野，開始採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應對。

　　在日本，主流觀點認為，發生“孤獨死”的直接原因是“社會孤立”。高齡者陷入社會孤立是親緣、地緣及業緣關係的疏遠或者極其匱乏導致的“無緣”引發的，是時代和社會變化、政治和經濟等巨集觀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具體有如下因素。

　　1.家庭規模極小化，個人主義誘發社會孤立

　　首先，三代同堂家庭減少，家庭承擔養老的優勢逐漸喪失。70年代後，三代同堂家庭減少，高齡夫婦如果不和子女一起居住，喪偶後成為獨居家庭的可能性很高。另外，高齡者獨居家庭的增多，是導致社會孤立的重要因素。受婚姻觀念變化的影響，終生未婚和“熟年離婚”的人群數量增加。而且，離婚或者配偶死亡、和子女分開居住的情況較多。這樣導致單身家庭及與親屬和所在地區沒有交流的高齡者持續增加，陷入社會孤立的潛在因素也大量累積。

　　其次，家庭成員關係的疏離化。家庭成員的個人主義意識增強，與整個家庭共同的福利相比，更重視適合各自生活方式的選擇，家庭生活方式多樣化進展迅速。核心家庭的極端小型化和居住地域的分散，“削弱了家庭的養老功能，對高齡者感情交流、社會交往及日常生活等產生重要影響”。

　　2.受雇型就業持續增加，人際關係淡化

　　本來日本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和忠誠度非常高。戰後“企業一家”“愛社精神”等體現員工對企業歸屬感和忠誠度高的企業文化逐漸形成。日本企業的“家社一體”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因傳統血緣和地緣喪失帶來的情感空虛，公司的“業緣”成為人際關係的表現形式。

　　但“泡沫經濟”崩潰導致企業業績的惡化，裁員接連不斷，績效主義以及重視工作和生活兼顧的勞動觀念受到肯定，終身雇佣制面臨著徹底改革。以此為背景，在崗期間是“企業戰士”，而一旦退休離開或者沒有工作崗位，就不再與企業有任何聯繫。越是以工作為中心的人，離開工作單位後，沒有熟人和朋友的情況越嚴重，此時便落在可謂“無緣”的處境。

　　3.生產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使社會關係淡化

　　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村向都”進城務工，生產和生活上可以依靠的鄰居和地區共同體不復存在。生活在城市住宅區的高齡者，因城市環境的變化，剝奪了他們本來守家在地所熟悉的生活，儘管避免了與鄰居繁瑣的交往，隱私和自由得到了保障，但他們作為工薪階層參與社會經濟生產，平時與社區的接點少且有淡化的傾向，退休後這種傾向也不會有大的改觀。

　　城市規模越大人際關係越趨向淡化，人們不僅不知道鄰居是什麼人，而且與鄰裡交往的程度也不同於從前的共同體。隨著經濟的發展以及城鄉差距縮小，商品流通速度加快，服務商品化程度提高，只要身體健康，即便不和家人或本地區的人們交流，衣食住行等生活也能無憂。但這同時也導致了高齡者對諸如配餐服務等服務商品的依賴。當他們上了年紀，身體健康等出現問題，僅僅靠購買的商品和服務不能生活時，容易陷入社會孤立的境地。

　　4.日本國民性的影響

　　首先，日本傳統上有“避忌死亡”的文化風土，使“悄然死去”“在沒人看見時死去”作為理想的風潮潛藏在文化的深處。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潛藏著“死亡是孤獨”的意識。

　　其次，日本國民性中“不給他人添麻煩”的道德觀念也是影響“孤獨死”增加的要素之一。日本是對於給別人帶來不便非常嚴厲的社會。特別是上年紀的老人，“不想給別人和孩子添麻煩”的想法愈加強烈，嚴重者最終或與世隔絕、深陷社會孤立，或走上極端的自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