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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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暴力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其形式和類型多種多樣。僅就媒介內容而言，國內學者有的將其劃分為真實暴力與幻想中的暴力，有的劃分為非法的行為暴力與合理暴力，還有的從現實暴力的對應面總體分析影像暴力。

　　一、顯性暴力

　　根據媒介暴力對現實暴力行為產生影響的可能性，將媒介暴力劃分為以下類型：顯性暴力是指在媒體中被描述為不正當的、非法的暴力行為。這種顯性暴力可能是家庭暴力、校園暴力等真實暴力在新聞節目中的報道，也可能是這些暴力在電視劇、電影等娛樂節目中的反映，但其共同特征是表明暴力的結果是施暴者受到嚴懲，受害者則遭受身體上的痛苦和折磨。顯性暴力強調其後果是嚴重的、不可彌補的，因此，受眾在觀看的時侯就會對這種行為持反面的、抵觸的態度。對於節目製作者來說，只要表達方式恰當，如強調暴力所產生的不良後果，不過多地渲染細節，就可能對受眾產生震懾，對現實暴力產生一定的抑製作用。

　　二、隱性暴力

　　隱性暴力是指在媒體中被合理化的暴力行為。這種暴力更多地出現在娛樂節目中。人們往往因習以為常或以宣泄情感為由而漠視它的影響。其主要形式有體育暴力、卡通暴力、游戲暴力、圖像暴力等。這種類型是我們的主要研究對象。

　　這種隱性的暴力更易得到受眾的贊同，也更易被忽略，它所帶來的是一種看不見的暴力傷害，對受眾行為的影響則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

　　美國傳播學者關於“國家電視暴力研究”的報告對美國電視中媒介暴力圖景的評估值得我們借鑒：

　　第一，多數電視節目里的暴力行為被美化了。“好人經常是暴力的施行者，他們很少能痛悔自己，或者嘗試到暴力的惡果。”

　　第二，大多數暴力節目的影響被淡化凈化了。“電視節目經常忽略和低估了暴力對受害者的傷害。”

　　第三，多數的嚴重暴力行為被輕描淡寫化了。“電視里的暴力行為實際上常常是性質嚴重的。但大多數的情況下，在電視裡面被幽默所掩蓋了。”

　　第四，非常少的節目強調反暴力的主題。在我國的大眾傳媒中這些合理化的手法也很常見，這正是我們需要特別關註的。

　　今天，傳播技術的日趨發展使得傳播現象更加複雜，媒介暴力的表現手法也更加隱避與多樣化，希望這種劃分能夠引起您對隱性暴力的警惕，從而提高媒介批判力。

　　媒介暴力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筆者在此從政治、經濟、媒介生態、受眾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從社會的政治經濟環境來看，這是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浮躁、泡沫、急功近利和短期行為。社會處於轉型期，整個市場規範和社會規範正在建立過程之中，相關利益者在無規範可循或者違規成本極低的情況下，在可能獲得巨大利益的驅使下，將大量的暴力事件展現在媒介上，從而在整個市場上產生類似於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同時，社會本身的轉型也導致了很多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產生，如：各種各樣的糾紛、犯罪率的上升等等。這些現實中的暴力事件的增加也促使媒介對暴力事件的關註及報道力度加大。

　　二、從媒體環境來看，近年來中國傳媒業迅速發展，大多數媒體在產業化、市場化的浪潮中，出於經濟或競爭的考慮，甘心充當暴力信息的傳聲筒。新興的大眾傳媒在商業動機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往往推銷一種“低水平的滿足”。

　　哈貝馬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提出了“溝通理性”的概念，他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造成傳播媒體商業化、標準化，削弱了媒體的公共批判功能，導致了公共生活的個性精神消失。很多媒介在商業化利益的驅使下，為了搶奪更多的受眾資源，甘願降低自己的公共批判功能，增大時段和版面來報道暴力事件，媒介暴力隨之產生並越來越多。

　　由於行業競爭非常激烈，很多的業界人士開始塑造和挖掘該領域的細分空間，以期吸引受眾的“眼球”。如在一些影視作品特別是電影中，出現的暴、力場面和鏡頭被冠以“暴力美學”的雅稱(如吳宇森、北野武等知名導演的電影都以此著稱於世)，甚至這一概念和提法出現在很多的電影學相關書籍中，大有被理論化的勢頭。“以好萊塢和香港電影工業為中介，尚武藝術的跨國運動(尤其是通過亞洲)，充分展示了種種歷史悠久的打鬥藝術傳統，經過重新編排以迎合當代年輕人(有時候是游民)的幻想，創造了新的雄風與暴力文化，它們反過來又刺激了國家政治和國際政治中愈演愈烈的暴力。”

　　三、從受眾方面來看，中國受眾的健康知識和媒介素養仍不樂觀，人們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這些都使得媒介暴力愈演愈烈。

　　在很多人眼裡，傳媒往往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地位，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受眾完全喪失了主體性，只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

　　更重要的是，隨著社會競爭的日趨激烈，人們的生活、工作壓力不斷加大，大多數人更願意去選擇一些娛樂性的節目，有時為了發泄壓抑的情緒，人們會很樂意去選擇帶有暴力內容的節目進行觀看。從而減輕自己的壓力、緩解壓抑的情緒。正如戴維·華爾什在《出賣美國兒童》中，將放映暴力娛樂的電視比喻為“客人來到家裡宣揚暴力，而我們卻沒把他攆出去”。

　　此外，全球化浪潮催生下的跨文化傳播也使得我國的媒介暴力現象愈演愈烈。國外影視劇和電視娛樂節目的引進以及互聯網路的發達，使得更多的暴力內容出現在我國媒介上。

　　總而言之，媒介暴力是在多方面共同作用的條件下產生的，而這幾個方面的原因又是相互影響和交互作用的。

　　眾所周知，大眾傳媒所傳遞的信息中暴力內容過多，勢必會給人們造成一種對環境的恐懼，從而阻礙了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因此，治理媒介暴力勢在必行。

　　西方社會的媒介發展領先於我國幾十年，因此在治理媒介暴力的過程中積累了許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總結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

　　1、受眾方面：早在上世紀60年代，西方國家就提出了“媒介素養”(Medialiteracy)這一概念來提高受眾的免疫力，用傳播學的術語來解釋就是利用了“滋補法”‘¨這一效應。媒介素養主要是指人們面對大眾傳播媒介的各種信息時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質疑能力、評估能力、創造和製作能力以及思辨能力。

　　它是人類讀寫能力的延伸，是人們在具備讀書寫字能力的同時掌握讀解媒介信息的能力。通過媒介素養教育，可以提高大眾對於當今在各信息超載和信息泛濫的社會中媒介所傳遞的大量信息的“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能力。

　　2、媒體方面：西方國家治理媒介暴力在媒體方面主要是通過媒體的自律與他律。自律方面很多國家的新聞法規都有明確的規定，媒體的暴力內容不能超過一定數量，將會嚴重懲罰。

　　3、政府和社會方面：西方國家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關註媒介暴力問題的影響。如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末，由於民眾在家裡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暴力，社會動蕩不安，社會運動興起，犯罪及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犯罪年齡降低等等，為美國“電視暴力”研究設定了特定的時空背景。1968年6月，約翰遜總統通過行政命令成立了“暴力誘因與預防國家委員會”。這個委員會負責調查美國的暴力情況並向總統提供行動建議。其結果對於政府有效的管理媒介提供了很好的指導性意見。

　　以下就從媒體、受眾和社會這三個方面來探討我國媒體暴力的治理辦法。首先，將治理媒介暴力法制化，依靠法律的力量凈化和規範媒介市場。儘快出臺中國的《新聞法》來規範媒體的內容，成了當前社會和媒介共同關註的焦點。

　　其次，政府在治理媒介暴力方面應該發揮積極作用，我國的媒體還在部分程度上屬於政府的管轄範圍之中，這樣一來，政府在治理方面顯然要比西方國家存在很大的優勢。政府還可以組織專門的技術專家研製新型技術，對媒體的內容給予監控和過濾，對播放過多暴力等不良內容的媒體給予法律上的處罰，同時還可以過濾掉媒體的暴力內容。再次，從公眾方面要加強公眾的自我防備意識，引導受眾增加媒介素養能力，美國許多報紙對於青少年就開展了“青少年讀報計劃”，使青少年從小就對於報紙等媒介都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和認知。

　　總之，治理媒介暴力是一個群策群力的系統工程，需要全社會的努力和不斷地探索更好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