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專制型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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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專制型財政是指建立在小農經濟與君主專制制度基礎上的財政類型。

　　君主專制型財政在中國的封建君主專制時期表現最為典型。其主要特點如下：

　　第一，君主專制型財政總的特點是君主獨攬財政大權，專制君主憑藉絕對的君權，可以根據專制統治的需要甚至是個人好惡而改變國家財政政策，甚至可以無限制地處置個人財產。在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上，國家的財權和財力過於集中在中央，地方財力單薄。

　　第二，君主專制型財政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是小農經濟和自然經濟，專制國家所需要的賦役主要由自然經濟下的小農提供。傳統中國是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印度和中國，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小農經濟如果受到破壞，專制君主的財政根基就會動搖，小農經濟如果普遍破產，專制王權的覆滅也就緊隨其後。

　　第三，君主專制型財政賴以存在的政治基礎是君主專制制度。小農經濟自身的脆弱性使它形成了和專制王權的相互依賴關係。馬克思在論述小農經濟時說：“小農人數眾多，他們的生活條件相同，但是彼此間都沒有發生多式多樣的關係。他們的生活方式不是使他們相互交往，而是使他們互相隔離。

　　一小塊土地，一個農民和一個家庭；旁邊是另一塊土地，另一個農民和另一個家庭。一批這樣的單位就形成一個村子；一批這樣的村子就形成一個省。”這樣，這些經濟單元“便是由一些同名數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所集成的那樣。”。單薄而脆弱的小農經濟夾雜在豪強地主經濟之中，使它天然地需要高高在上的王權的保護。皇糧國稅理所當然地被小農認可。

　　第四，儘管財政收入最大化是所有統治者都希望的，但與小農經濟的特點相聯繫，專制王權一般會選擇輕徭薄賦的財政政策，否則，其統治基礎就會受到威脅。我國西漢從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至文帝元年(前179年)，一直是十五稅一，文帝二年和十二年這兩年又各減為三十稅一，至十三年(前167年)，文帝下令免徵全國田賦，直至文帝後元七年(前157年)共免賦十一年。這比儒家所推崇的古代什一之稅還要輕。唐初堅持輕徭薄賦的政策，賦稅負擔略低於漢代的三十稅一，徭役制度則更為規範化，一年26天，加役15天免調，加役3O天則租調全免，使輕徭政策具體化。”宋代的兩稅繼承了唐末五代各地兩稅徵調的“成例”、“舊額”，大致維持了什一稅。

　　明朝開國皇帝更是節儉，“皇帝的儉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預算與管理費用降到了最低程度”，其財力比4個世紀以前的宋朝差了很多。清代自順治元年(1644年)起，即在全國各省、地區，視不同情況，減免田賦，或減免一半，或全免，或免一年，間或免二三年，其重大減免計有32次之多。康熙五十一年(1713年)始，在全國範國內實行一次輪流“三年而遍”的“普免天下錢糧”，乾隆時期，曾先後四次普免錢糧，三次普免漕糧。

　　第五，與君主專制制度相聯繫，君主專制型財政存在自身難以剋服的嚴重弊端，並最終導致小農經濟的破產和專制統治的崩潰。一是由於在君主專制統治之下，國家財力過於集中在中央，地方上來自正規的財力匱乏，中央只是通過默許州縣法外徵斂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困難。特別是在專制王朝的中後期，各種加派雜斂往往遠遠高於正派。二是君主專制統治需要藉助於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專制君主通過欽定大臣和地方重要官員來掌控官僚體制。但在傳統技術手段之下，專制君主在許多方面都無法對地方官員形成有效的控制機制，以使自己的意志在地方得到貫徹落實。而民眾又沒有監督地方官員的權利。對地方官員的監控不力刺激了地方官員的法外雜斂和貪腐行為。三是在專制統治之下，民眾並無絕對的私有權，其財產權無可靠保障。特別是國家對農民的輕徭薄賦政策激勵了有權者和富貴者對小農的兼併。這種兼併實質上是有權者兼併無權者，統治者兼併所有者，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權力也統治著財產”。可見，輕徭薄賦的財政政策在吏治腐敗的專制社會無法長期發揮其作用，作為君主專制統治基礎的小農經濟在各種壓迫之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破產，專制統治的基礎最終坍塌。這是歷代封建專制王朝興衰更替的重要原因。

• 任寶玉.財政合法性：一個嘗試性的政治分析概念(A).社會主義研究.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