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危险因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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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险因素评价(HRA)

　　健康危险因素评价是指研究危险因素与慢性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及其规律性的一种技术。它研究人们生活在有危险因素的环境中发生死亡的概率，以及当改变不良行为，消除或降低危险因素时，死亡及危险改变的情况、可能延长的寿命。其目的是促进人们改变不良行为，减少危险因素，提高健康水平。

　　HRA是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和人群死亡率资料，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个人的行为生活方式等危险因素进行评价。它可以估计个人在一定时期内患病或死亡的危险性以及降低危险因素的潜在可能性，继而可估计不同危险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其对人群的影响。

　　1.个体评价

　　计算评价年龄(appraisalage)和增长年龄(achievableage)。评价年龄是根据年龄与死亡率之间的函数关系，按个体所存在的危险因素计算求出的年龄。它可以比实际年龄大，也可以比实际年龄小。增长年龄(又称可达到的年龄)，是指采取降低危险因素的措施后，重新计算的评价年龄。根据个体的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和增长年龄三者间的关系，评价结果可分为4种类型：

　　(1)健康型——增长年龄<评价年龄<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增长年龄都小于实际年龄，说明个体危险因素低于平均水平，预期健康状况良好。

　　(2)自创性危险因素型——评价年龄>实际年龄>增长年龄。评价年龄大于实际年龄，说明个体危险因素高于平均水平；增长年龄小于实际年龄，评价年龄，与增长年龄的差值大，说明危险因素多属白创性的，与行为、生活方式密切相关。通过改变自身的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可较大程度的延长预期寿命。

　　(3)难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型——评价年龄>增长年龄>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增长年龄都大于实际年龄，说明个体危险因素高于平均水平；评价年龄与增长年龄的差值小，说明个体危险因素主要来自既往病史或生物遗传因素，个人不容易降低这些因素，即使有改变，效果也不明显。

　　(4)一般性危险型——实际年龄、评价年龄、增长年龄三者接近，死亡水平相当于当地的平均水平，危险因素接近于轻微危害程度，降低危险因素的可能性有限。

　　2.群体评价

　　按个体评价的4种类型进行归类，可将某一人群划分为健康组(健康型)、危险组(白创性危险因素型、难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型)和一般性组(一般性危险型)。根据该人群中不同组的人群所占整个人群的比重大小，来确定整个人群的危险程度。如当某人群处于危险组的人数越多，则该人群的危险水平就越高，越应成为重点防治对象。也可以按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文化和经济水平等人群特征进行危险水平分析。

　　3.危险因素的属性分析

　　大多数与慢性病有关的危险因素由行为生活方式所致，属自创性危险因素。这类危险因素可以通过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而发生转变和消除。分析危险组人群中自创性危险因素和难以改变的危险因素的比例，可以说明有多大比重的危险因素能够避免，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干预，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

　　4.单项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分析

　　去除某一单项危险因素后，以人群增长年龄与评价年龄之差的平均数作为危险强度，以该危险因素在评价人群中所占比例作为危险频度，用“危险强度×危险频度=危险程度”来表达危险因素对健康可能造成的影响。

　　HRA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健康咨询和健康教育，促使人们改变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降低危险因素，减少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1.实施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HRA是“面对面”的健康教育，其独到之处在于它能够为每一个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风险评价。当了解到人们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其他健康相关信息后，HRA能够对健康危险因素的危害程度进行量化分析，找出危险因素并为人们提供去除危险因素后可能获得的健康收益，使人们清楚地了解到自身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对一部分评价年龄大于实际年龄的个体，根据其文化、习惯、职业以及具体的情况，因人施教，由浅人深地进行疾病防治、保健、医疗卫生知识等教育，使健康教育更有针对性，有效推动对健康危险行为的矫治。

　　2.提高人们的风险防范意识

　　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健康风险正呈现快速增长势头，而人们对健康风险的防范意识、相应的知识和信息、干预手段等方面却明显地滞后于现实的需要。同时，人们对健康促进在知识、态度和行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迥然各异。如人们常常对乱倒垃圾和排泄有毒废弃物的行为感到愤恨和不安，却对几亿人的吸烟事实习以为常。因此，运用HRA的研究成果，借助于大众传播手段，可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人们的健康知识水平和风险防范意识。

　　3.降低医疗费用，减少医疗开支

　　健康危险因素与医疗费用存在密切关系，不良的健康行为以及可改变的危险因素会增加经济负担。美国密歇根大学健康管理研究中心对20万人10多年健康危险因素资料的研究表明，医疗费用的21％～31％是由过量的危险因素所致，而危险因素减少，医疗费用下降，平均每一个危险因素增加导致增加的医疗费用(350美元)是减少一个危险因素降低的医疗费用(150美元)的2倍多，参加健康促进计划者减少的医疗费用是未参加者的数据。1994年我国慢性病的治疗费用达到419亿元，占同年卫生总费用的29％，并以年均18％的速度递增。近10年来医疗费用的过快上涨，远远超过了同期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给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通过HRA，使人们自觉地采取有利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把健康危险因素消灭在萌芽阶段，可大幅度减少这部分医疗开支。

　　4.减少缺勤，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职业健康

　　毋庸置疑，有健康危险因素者其缺勤率高，工作、生产效率低于无危险因素者。对有多种危险因素者采取降低危险因素，促进其健康水平的措施将会提高个人和单位的生产力。一个单位的整体健康状况可通过HRA得以反映，并将此单位的健康水平信息提供给决策部门，有利于及时采取措施，减少职业危害，促进单位的发展。

　　5.减少伤残，降低慢性病的死亡率

　　近些年来，健康危险因素的种类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变化的结果与正在上升的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自杀等有密切关联。吸烟、酗酒、药物滥用、不良饮食习惯、缺乏锻练、高应激状态、体重过度超标以及抑郁等都会影响健康，并最终引起伤残和死亡。通过HRA，及早降低这些危险因素，相应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会明显降低。

　　6.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依据

　　开展HRA有助于政府了解危险因素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其严重程度，它所导致疾病负担的大小以及对危险因素实施干预会为社会减轻疾病负担和节省相应的资源，从而为政府制定卫生政策，确定重点疾病干预的优先策略，加大对公众健康和基层社区医疗的投入等提供重要的决策支持。

　　7.实施KYN健康管理新模式

　　KYN是近年来国内外推崇的健康管理项目。KYN是英文“knowyournumber”的缩写。即“知道你的数字”，这里的数字就是指与个人健康相关的医学信息，包括身高、体重、年龄、性别、血压、血糖、血脂以及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如饮食习惯、运动习惯、烟酒嗜好、心情等。KYN健康管理就是收集这些信息，通过特定的计算机系统，对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肿瘤、高血压等进行危险评价，预测其患大病以及可能发生并发症的危险性，并按危险程度分级进行预防性管理以及针对个体存在的危险因素进行健康促进管理。简而言之，KYN健康管理就是针对个人和群体健康所进行的“健康信息管理、健康评价管理、健康指导管理”的健康促进三步曲过程，而HRA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1.促进行为改变，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HRA一经出现，便成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重要工具。HRA快速便捷、不需要进行额外体检或实验室检查，并可以根据个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行为习惯进行独特的评价和反馈结果，提出相应建议和干预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个体不良的行为方式，形成更为健康的生活习惯。有研究显示，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带有反馈机制的生活习惯调查分析，可以有效控制非吸烟学生染上吸烟恶习和改变吸烟者的吸烟行为。

　　2.筛选危险人群，提高疾病早期干预率

　　肿瘤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最重要的NCDs之一。很多肿瘤在早期有较好的疗效，而晚期治疗费用激增、治愈率和生存期却骤降。但肿瘤早期病症不明显，容易被忽视，因此肿瘤的早期发现和干预极为重要。HRA可通过在普通人中筛选出高危险人群进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从而提高肿瘤的早期干预率，降低疾病负担。日本学者Yokoyama等以食管鳞状细胞癌(SCC)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大量研究，通过筛选高风险人群定时进行内窥镜检查，从而提高SCC的早期检出率和干预率。我国根据本国具体情况，制定出冠心病个体危险度评估模型，用以预测个体发生冠心病的危险；潘晓平等以乳腺癌为研究对象，对北京、广东两地妇女进行抽样调查，制定乳腺癌危险度测评工具，并通过与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Gail模型进行比较研究，证实该工具更适合我国妇女。

　　3.收集人群健康数据，优化卫生资源合理配置

　　如何合理配置有限的卫生资源一直是卫生决策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面对卫生资源发达城市配置过剩、城镇相对不足、偏远乡村缺乏的现实，如何利用HRA方法，及时发现偏远乡村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提高整体健康水平显得尤为重要。美国学者Scariati等研究显示，通过与乡村义诊结合，对就诊的人群进行HRA，以信件的形式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参与者，可以使其修正自身危险因素，同时获取整个人群健康风险相关数据，为卫生资源配置提供重要参考意见。

　　4.关注职员健康，保证企业生产效率

　　肥胖是影响人类健康最重要的十大全球危险因素之一，荷兰学者Verweij等研究发现，由专业职业病医生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提供干预和常规服务，比较发现，干预组可以避免增加体质量，改善健康状况，提高出勤率和生产效率；另外，英国学者Mills对职员进行健康危险因素评价问卷调查发现，得分与生产效率减退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通过对职员进行HWB评估，可产生可信健康风险数据，并可将其有针对性地用于对职员进行干预，从而保证整体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