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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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职务侵权行为，是指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过程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只有以国家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才为执行职务的行为；只有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才为职务侵权行为。由于职务侵权是在行使国家权力中发生的侵权行为，行为人与受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并非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因而它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属于一种特殊侵权行为。

　　根据职务侵权行为发生的职务行为性质，职务侵权行为可分为行政职务侵权行为、司法职务侵权行为和其他职务侵权行为。

　　其一，行政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行政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它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违法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引起的违法行为。所谓具体行政行为，是指针对特定的社会事实或特定的对象所采取的具体行为，如工商管理行为、税务行为、交通管理行为、土地管理行为、治安管理行为、市政管理行为，等等。行政侵权行为一般或者说基本上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发生的。

　　所谓抽象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立法行为。行政立法是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活动，是行政机关活动的重要内容。如果行政机关制定的行政法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或者不适当，而侵害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那么就发生抽象行政行为中的侵权行为。

　　其二，司法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工作的各级公安机关（国家安全部门在某些情况下也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侦查职能）、行使监狱管理职能的劳改机关等司法机关执行司法职务中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例如，因冤假错案给公民造成损害，因保管不善使依法扣押的财产受损给法人造成损害。

　　其三，其他职务侵权行为。这是指除行政、司法机关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执行职务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事机关。尽管国家权力机关和军事机关一般不会实施职务侵权行为，但不排除发生职务侵权行为的可能性。

　　探寻侵权型职务行为的归责依据，其要义在于确定侵权型职务行为的责任主体和归责原则。对此，本文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首先，从一般侵权法层面来看，即对第三人而言，就侵权行为本身来说（暂时抛开该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应该适用侵权法的何种归责原则来救济受到损害的第三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等相关法律规定，在我国民事侵权领域，一般认为包括三种归责原则：一种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是其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一种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还有一种是公平责任原则。本层面解决就侵权行为是否应对第三人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范围、方式等问题。关于如何适用我国相关法律解决这些属于一般侵权法方面的问题，本文不再赘述。

　　其次，从侵权型职务行为的外部责任来看，即对第三人而言，责任承担的主体是谁，侵权型职务行为制度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对于负职人为代表人的职务行为，授职人直接承担责任的依据在于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同理，合伙、独资企业等其他组织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也应视为组织自身的行为，由授职人直接对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对于负职人为除代表人以外的其他职务行为，应依雇主责任制度来确定由谁对第三人直接承担责任。在上述情况下，若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应从其规定。

　　再次，从侵权型职务行为的内部责任来看，授职人与负职人之间的内部责任承担的依据，侵权型职务行为制度亦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当负职人为代表人时，由于代表人的行为直接被视为法人的行为，代表人的人格为法人所吸收，一般授职人应承担全部责任。第二，当负职人为代表人以外的其他人时，负职人具有独立人格，负职人与授职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应依据雇主责任来确定。在上述情况下，法律有特别规定或双方有特别约定时，从其规定或约定。

　　由此，关于如何对侵权型职务行为进行归责，主要依据以下两种理论：

　　1、法人侵权行为能力理论。对此，理论上存在较大争议，主要存在三种学说：第一种学说认为法人没有侵权行为能力，此种学说主要采用法人拟制说立法，认为法人的行为只能由其代理人代理，法人对其职务代理人的行为承担责任，其性质是对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法人对除代理人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因执行职务而为的致害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属于雇主责任。第二种学说认为，法人有侵权行为能力，法人的代表人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所为的行为都应视为法人的行为，不存在雇主责任。第三种学说认为，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法人代表人的侵权行为直接视为法人的行为，由法人直接承担责任，而对于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由法人承担雇主责任。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的通说和立法均采用法人组织体说，显然第一种学说不足采；第二种学说混淆了法人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法律地位，亦不足取；而第三种学说不仅区分了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契合了我国的立法传统，而且迎合了现代侵权法由个人移向团体的规范重点，有利于遏制团体致害行为，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故本文予以采纳。

　　2、雇主责任理论

　　在古罗马法中，已经有了对产生于自己属员的盗窃或侵害行为的责任的规定。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民法在侵权法方面，建立了雇主责任制度。19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雇用劳动日益普遍，而与工业发展相伴生的经营风险的不断扩大，使雇员在工作过程中不法侵害他人权益，导致他人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于是，雇主对雇员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被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提出来。现在，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都确立了雇主责任法律制度。雇主责任是职务行为责任承担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它研究的是职务侵权行为所造成的责任承担问题。

　　关于雇主责任理论，大陆法学说主要有主体等同说、基于选任和监督方面的过失而导致的授职人自己责任理论、基于报偿责任和危险责任原理而导致的授职人的代位责任理论、基于组织活动的特性而导致的授职人自己责任理论、从对受害人的保护及法律的社会功能出发而形成的授职人法律责任理论等；英美法系主要有控制说、成本收益说、风险吸收说、最深口袋说等。其实，各家学说均有其合理性所在。由于多数说法并非矛盾意见，而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观点进行阐述和论证，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单取一说，而应博采众长，以收相辅相成之功效。在使授职人成为责任主体这一问题上，各派学说取向一致，都试图并且成功地从各个角度找出授职人应当就负职人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种种依据。学者梅塞姆甚至认为，“归责于上的原则，适合现代工业文明，是一种当然自明的制度，无须再为其存在理由提出其他观点”。然而，对于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范围等，理论和实务上尚存争议。本文认为：

　　（1）关于雇主责任的适用范围，对于代表人的侵权行为按照法人侵权行为能力理论来处理，而代表人以外的其他负职人所为的侵权型职务行为都应适用雇主责任理论，不论是公司企业的雇员还是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员，也不论是具有劳动关系还是雇佣关系，都应该适用雇主责任理论。但如何适用该理论，不能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实行 “拿来主义”，全盘搬用该制度已有的规定。确实，雇主责任制度在国外由来已久，经过百余年的实践和讨论，在制度理论上已经比较完善，该制度适应现代社会组织形态和工业发展的要求而不断丰富其内涵，具有较好的适用性，我国应适当借鉴这一制度。但是，时至今日，由于团体侵权的加剧与个人行为能力的相对削弱，公司社会责任的加强与保护社会公众的立法趋势的形成，传统的雇主责任制度在侵权型职务行为领域显得力不从心，有些规定需要在论证国情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完善，因此，雇主责任制度必须配合我国其他制度，从职务侵权的角度来解决职务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2）关于雇主责任的归责原则，对于雇主应适用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雇主责任是否应以雇员有过失为要件等等，始终未能统一。与此相应的是，各国立法多以严格的过错责任为原则，如德、日、台湾民法均规定雇主能够证明其已尽选任、监督之必要注意，或即使尽此注意仍会发生损害时，不承担赔偿责任。然而司法实践中却严格限制免责条件的适用，使得雇主责任实际上接近于无过错责任，司法实践修正了立法，关于免责法律条款几近于死亡。实践和立法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雇主责任的归责依据有所发展。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营业性的商事主体，尤其是各种公司法人，承担雇主责任的依据更多地归结为经营成本、风险吸收、社会义务等方面原因，从而导致了实践中无过错原则的适用。因此在我国，雇主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一点需要在今后的民法典立法中加以确立。

　　（3）关于我国法律规定与雇主责任理论的衔接。雇主承担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依据，然而我国《民法通则》对雇主责任未作明文规定，相关的规定只有两条，即第43条和第121条。前者规定了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从交易型职务行为的角度来规定，适用在侵权型职务行为中，无论从主体的界定还是行为的认定上都显得牵强；后者规定国家机关对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致人损害应承担民事责任，虽然是从侵权法的角度对职务行为进行规定，但是却将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内，不足以成为规范侵权型职务行为的一般性规定。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对雇主责任未加明确规定是一个法律漏洞，需要今后加以立法填补。对于《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应如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前文已经进行探讨。至于《民法通则》第121条的法律适用，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解决职务侵权时该法律规定与《国家赔偿法》的冲突问题。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法》第2 条亦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这两条法律规定有相似之处，本文认为在实践操作应从以下三方面来区分和协调：首先，《民法通则》仅规定以“执行职务”为要件，并不关注该执行职务的行为是“违法行使职权”还是合法行使职权，而《国家赔偿法》则强调“违法行使职权”，故国家工作人员合法执行职务造成第三人损害时，只能由《民法通则》来调整。其次，《民法通则》属于民事规范，调整的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国家赔偿法》是根据宪法（第1条）制定的，是介于行政法与民法的边缘性法律，它调整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职权或者司法职权等公法性权力时造成第三人的损害，并非《民法通则》的特别法，故当国家机关以民事主体身份行为时，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造成的法律后果只能由《民法通则》来调整。最后，在根据前述原则分析仍难以区分法律适用时，由于《国家赔偿法》后于《民法通则》制定，属于调整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损害他人行为的专门性法律规范，且根据我国国力较弱的实际国情，一般应该优先适用《国家赔偿法》。

　　职务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从责任主体上看，也可以分为对内责任和对外责任两个方面。

　　首先，对外责任，主要是指由谁来直接对第三人或受害人承担责任。组织对行为人在执行职务过程中因侵权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义务。在此项赔偿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受害人是当然的权利主体，至于义务主体是谁，学者们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组织与行为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共同的义务主体[；另一种意见认为，义务主体只能是组织，组织是实体法上的当事人即加害人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即被告。一般情况下，在发生职务侵权行为后，根据法人侵权理论或雇主责任理论，组织应该承担行为的后果，受害人只能向组织请求承担责任。我国的有关立法规定和司法上也基本是这样操作的。在职务侵权行为形成的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受害人应向组织请求承担职务侵权行为责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职务侵权行为的对外责任都由组织一方承担，在特殊情况下，“对于董事实施的同一侵权行为，公司因为机关理论而要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负责，董事则因为违反了一般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而要对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负责。公司和董事是此种侵权行为的共同侵权人，故必须共同地和连带地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现代各国民商法对此都作了规定。”故当行为人为代表人，其在实施职务侵权行为时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时，应当与组织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规定代表人与组织承担连带责任，不仅考虑到他们之间休戚与共的利益关联，更凸显现代公司法对董事责任的加重，以平衡其权力的扩张，防止其权力的滥用，保护公司的正常经营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对内责任，则是指组织或行为人在对外承担相应的责任之后，组织与行为人之间的责任承担。进一步说，即组织对行为人有无追偿权，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在职务侵权行为中，行为的法律后果完全由组织承担，行为人不须承担该行为的民事责任，不会产生职务侵权行为之对内责任。但在某些情况下，职务侵权行为可能导致对内责任的承担：

　　（1）根据公司企业等组织的内部协议，行为人对职务侵权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至于此种情形下，组织是否享有追偿权，能否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起诉要求行为人承担其相应的民事责任，则要区分情况：A、若该责任依据是行为人与组织之间的民事协议，包括组织章程或者劳动合同，则该责任属于民事争议，组织可以据此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追偿行为人应该承担的责任。B、若该责任属于内部管理方面的责任，如公司的管理规范，学校的管理规章等，其管理规范或者规章属于组织内部行政管理方面的规定，不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故组织不能据此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主张其权益。而只能根据管理规范的要求，在组织内部，通过工资、奖金发放或者职位晋升等其他奖惩措施，让行为人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实现组织的利益。

　　（2）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为人与组织应该对外共同承担连带民事责任，在组织对外承担责任后，可以根据其与行为人的事先协议或者有关约定，要求行为人承担其相应份额的民事责任，反之亦然。在此情况下，由于该追偿权属于法律的明文规定，故该组织与行为人内部责任承担的争议属于民事争议的范畴，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予受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