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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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该派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联系上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批判，通过重新解读自然的观念，力图赋予自然以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并以这样理解的自然和文化概念来改造传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重新理解自然、文化、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以此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并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想——生态社会主义。这一流派旨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批判功能与人类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相结合，寻找一种能够指导解决生态问题及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安德列·高兹，美国的詹姆斯·奥康纳等。

　　“生态马克思主义”(the 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教授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方面，阿格尔本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有过初步的描述：首先，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阿格尔将生态社会主义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次，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地域和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主要介绍了莱易斯的思想，并论述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的实现问题。第三，在代表人物方面，阿格尔认为：属于生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物包括“傅立叶、马克思、拉斯金、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布克钦、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麦克弗森和马尔库塞”，而“主张表达得最清楚、最系统的生态左翼人士之一”是莱易斯。

　　“生态马克思主义”可定义为：北美学者将现代生态学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以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种理论尝试。生态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生态社会主义却不同于欧洲大陆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前者建立在北美学院派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而后者则建立在欧洲大陆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后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目标，而前者则把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目标。

　　20世纪90年代之前，代表人物莱易斯和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理论方案，因此着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补充，其主要理论是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北美特别是以美国左翼学者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重新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理论意义，最终产生了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莱易斯和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

　　莱易斯分别于1972年和1976年出版的《自然的统治》和《满足的极限》以及阿格尔于1975年和1979出版的《论幸福的生活》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详细地介绍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第一，以生态危机否定经济危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最终决定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过剩、劳动者的赤贫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呈现出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莱易斯和阿格尔因此认为：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生态危机。

　　第二，消费异化直接导致生态危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消费者对奢侈品的异化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因此，阿格尔希望通过消费希望的破灭和稳态经济理论消除生态危机。阿格尔根据马克思消灭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社会变革模式，这就是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济的社会主义。期望破灭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惟一方式，也是资产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惟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唯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品供应危机，引起消费期望的破碎。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抵制对奢侈晶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消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二、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

　　20世纪9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获得了冷战的胜利，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生态环境灾难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向全球蔓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在此种背景中，詹姆斯·奥康纳博士开始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坚持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理论价值。因此，在1997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中，奥康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重点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和双重危机。奥康纳继承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奥康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第一类矛盾，而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归纳为第二类矛盾，亦即，第一类矛盾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第二类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第一类矛盾和第二类矛盾相互作用，共同存在于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即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

　　第二，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奥康纳认为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全球发展不平衡是造成双重危机存在的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既是经济活动的手段，又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奥康纳强调，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而找出资本主义积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奥康纳通过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解释了在不平衡发展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和能源剥削，揭示了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原因。因为，为了获取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和提高本国的经济水平，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得不承受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交易，向发达国家出售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而廉价的生产资料和能源则降低了资本积累的成本，使资本积累加快，资本积累的加快反过来又加快了对生产资料和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生态环境灾难。最终，资本主义消费市场“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间，以此来维持利润。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三、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克沃尔在2002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终结》一书中，重新对生态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践方案进行了革命性的设计和规划，与欧洲改良型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同，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中不仅批判了资本的求利本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到达了真正的顶峰阶段，任何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方案都是在加速对生态系统的破坏，“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社会制度，坚持人类对包括自然在内的世界万物的至上权利”，他因此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设想。

　　第一，实现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克沃尔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正是资本的求利性积累造成了与生态原则相冲突的生态危机，而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因此，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也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够从虚假的需求中得到解放从而发挥其真正的潜能。克沃尔认为，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与已经存在的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联系；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推翻资本的统治，克服劳动与劳动者的分离。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克沃尔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定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二是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克沃尔接着论述道，生态社会主义建设要符合以下三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生产与分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他同时指出，生态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实现道路，也没有法定的代理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惟一共同的特征就是民主。但是，克沃尔初步设想：第一，生态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发展和挖掘打破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各种形式，从劳动组织形式(劳动力使用价值的重新构建)，建立合作社(劳动的自由联合体)，建立地方性流通货币(切断货币的交换价值)，一直到创建积极的媒体(打破资本主义对商品的崇拜)，每一种形式都可以发展成为较大的系统(试点，整体)。第二，克沃尔认为，要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资本主义整个的生活方式。与欧洲改良的生态社会主义绝对地采用“非暴力”手段不同，克沃尔并不完全排斥“暴力”，“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到了人们无法忍受的程度，并且制度力量和人民力量之间的平衡发生了逆转，革命暴力就可能成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选择方式”。最后，克沃尔在《自然的敌人》的结尾处呼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生态系统没有崩溃之前采取行动，“建立新世界，时不我待”。

　　四、福斯特和伯克特关于马克思的生态学理论

　　伯克特和福斯特则共同开始了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构建，使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环境危机具有了更大的理论价值。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保罗·伯克特博士在1998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重点阐述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蕴含的生态学原则，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生态学在本质内容上的一致性。而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并在马克思与生态学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首先将马克思与李比希、达尔文、马尔萨斯等历史上的生态学家联系在一起，进而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和新陈代谢思想的生态学本质进行了具体的论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仅符合生态学的定义和原则，而且超越了生态学的狭义性，在更加广泛的人类与自然之中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实践了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第一，伯克特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发掘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伯克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将自然条件融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自然、劳动和生产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三个主要的自然和社会概念，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充分反映了马克思的财富概念中不仅包含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也包含着自然的属性。财富或者使用价值的生产同时包含自然和劳动两个方面的要素，虽然人类的生产劳动产生了使用价值，但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必须作用于自然并从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只能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中产生财富，人类的劳动脱离了自然和感性世界将不能产生任何东西。因此，马克思把劳动作为财富生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劳动不是人类物质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唯一来源，劳动和自然共同构成了人类财富和使用价值的基础。因而，伯克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对现代生态学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具体阐述。

　　第二，福斯特在马克思的“新陈代谢”观念中发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马克思关于城乡之间、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断裂的概念……使他发展了对环境恶化的批判，而这一批判预见了很多当今的生态学思想。”如何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是现代生态学所关注的重点：福斯特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研究对象和理论根据，在其《马克思的生态学》中专门用“自然和社会的新陈代谢”这一章来阐述马克思关于社会和自然之间关系出现恶化的生态学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口、土地、工业三者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考察，这本身就是现代生态学的系统观点。也正是在对这种系统的考察过程中，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得以统一。他认为，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人口相对于谷物的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的肥力受到人口的剥夺而无法恢复；同时，资本主义大工业迫使人口向工业城市流动，把农村土地上的肥力以谷物的方式带走，而以排泄物的形式留在城市的排泄系统中，造成人口与土地物质代谢的中断。

　　马克思接着分析了工业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两个来源：一是自然界，特别是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对土地的剥夺；二是工人阶级的劳动，说明了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源自于工人阶级的劳动。对劳动的剥削、形成劳动的异化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和对立，造成了社会再生产的中断，破坏了社会内部的物质循环或者代谢。因此，由于资本主义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造成了自然与社会以及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断裂，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组成的生态系统。福斯特考察了马克思运用新陈代谢的四个方面：其一，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需要与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自然是人体的器官的延伸；其二，劳动是人类与自然新陈代谢的中介；其三，社会性的劳动使新陈代谢与整个人类社会发生联系；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要对整个新陈代谢加以控制的观点。最后，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与生存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通过激进的生态政治变革，实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其基本理论观点如下：

　　(一)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综合危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总根源，资本主义不可能为解除生态危机找到根本出路。因此，菜易斯、阿格尔提出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的最终原因，因为，当今的消费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是一种消费异化。这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

　　(二)批判生态殖民主义

　　20世纪90年代，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逐渐把理论批判视野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态危机转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揭露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罪恶行径，展开了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导致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与全球生态危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解决其固有的生态矛盾，为了保护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性产业，输送有害有毒废弃物，甚至把发展中国家变为其生态垃圾场，并通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以转嫁和缓和矛盾。世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产生生态环境问题，正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长期进行生态掠夺和剥削的结果。

　　(三)以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他们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会使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人的行为狭隘化，人会失去行为的自主性，生产活动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这样必然会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最大化的消费与需求刺激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导致对资源的肆意开发和对生态的过度破坏。生态理性是社会生产目的不再以利润为动机，而是与生态保护相一致。生态理性提倡一种适可而止的需求方式，尽量少用劳动、资本和能源，努力生产耐用的、具有高适用价值的东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摆脱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就是发展小规模、无污染的技术和小企业，让人们到生产活动而不是到消费活动中去寻求满足。

　　(四)以使用价值替代交换价值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异化理论为理论基础，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使用价值，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要使使用价值从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必须使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得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得以实现。要使人类所居住的地球生态系统实现其使用价值或者内在价值，就必须推翻资本、消灭交换价值，从而使劳动得到解放，最终通过联合劳动实现使用价值，在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只有克服了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使用价值才能够从交换价值中解放出来，劳动才能够从资本的锁链中解脱出来，劳动力才能发挥其真正的潜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探索解决危机的途径，这确实带来了诸多启示。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原因，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视野的局限性。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局限性

　　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实际上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看作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试图用“生态危机论”取代“经济危机论”，把生态因素夸大为人们政治行为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就不恰当地夸大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作用与地位，以致于用人与自然的矛盾来取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问题出发构建其理论基础，把异化消费看成是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认为消除异化消费是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这就过分夸大了异化消费的社会政治作用。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性质，缺乏切实可行的实际方案。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价值

　　具体来说，一是把生态危机的根源直接归结于资本上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为我们全面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二是倡导生态保护，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社会主义，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为我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供了理论支持。三是坚持以“人类尺度”来认识生态环境问题，为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正确的导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激烈地批评了现代工业社会中流行的消费主义，倡导一种“更少地劳动、更好地生活”的新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反思传统的生活方式，树立新的符合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四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倡导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丰富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对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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