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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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自由资本主义现实经济危机的产物,它将随着经济危机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由于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以专门的篇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论述,而是将这个问题的阐述分散于《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有关章节中,西方一些经济学者便认为马克思没有创立一种完整连贯的经济危机理论。
自1825年英国爆发世界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便在繁荣与萧条中交替运行,由此而产生了各种解释经济危机成因的理论。其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西方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突出贡献是运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解释了自由市场调节下的均衡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下面就二者的理论进行比较、分析。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
他认为,一个经济社会的总收入与总就业量决定于有效需求,而有效需求决定于“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在通常情况下,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综合作用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在他两部门理论假设下,社会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和所组成,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在这三个产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心理因素中,凯恩斯特别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作用。他认为在经济繁荣后期一般人对资本品未来收益作乐观预期,同时成本和利率也随着上升,这时投资必然导致资本边际效率下降,从而投资吸引力减弱和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加强,结果使得投资大幅度下降,经济危机爆发。
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的成因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在交换上,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生产力低下条件下的直接产品交换,是不具有供给和需求严重脱节的可能性,但随着产品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此时,
(1)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化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
(2)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的买卖在时空上发生了分离与对立;
(3)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货币危机的债务链条。
由此,一方面使商品“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另一方面又使“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这里的关系,笔者认为,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制度关系,又有在此经济制度度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在供给(生产)上,马克思认为,大工业生产方式具有一种跳跃式地扩张能力,他说:“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张的能力”,从而激化了市场供需矛盾,致使危机从可能转化为现实,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现代工业周期中,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和首要原因,大工业的这种巨大的迅速扩张的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
从消费(需求)上说,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提高资本有机构成,造成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另一方面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由此,必然要造成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相对缩小,形成
狭隘的消费和市场,进而产生商品生产与实现的矛盾,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危机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总之,如果撇开制度分析,单从经济角度来说,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商品流通领域供求矛盾的直接表现,而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又不过是生产和实现(消费)矛盾的表现形式。
然而,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所以,他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经济现象分析,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经济制度中探寻根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交换领域所蕴含的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下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所决定,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下,则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
除此之外,服务于市场交换的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银行制度、汇兑制度、信用制度等,为市场交换领域矛盾的激化、潜在危机的现实化提供了制度结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与相互碰撞,给经济危机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生产领域的制度看,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剩余价值规律、资本占有规律和市场竞争规律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能力的跳跃扩展,提供了强大的利益刺激和外在压力;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工厂制度、股份公司制度为生产能力的扩展、资本突然扩展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有激励效应的微观制度结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为社会生产的盲目扩展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或宏观制度结构。
从影响消费或需求的制度来看,既有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技术关系共同决定的资本有机构成制度,也有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其中,社会产品的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收入来源进而对其消费、需求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分配以及由之决定的社会产品的分配是一种对抗性的分配,由于这种对抗性分配制度的存在,决定了劳动者的消费、需求只能局限于狭小的界限之同。概言之,交换、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矛盾运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所决定,而这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矛盾运动又是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社会根本经济制度以及由之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是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对比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凯恩斯对经济过剩成因的分析有如下不足:
(1)其分析的经济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一种自然永恒的制度,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可侵犯为前提。他们尽管承认市场缺陷,自由市场机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均衡与资源帕累托配置,但排除经济紧缩、危机与资本主义所有制之间的内在联系,忽视对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研究,只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
(2)其分析视野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他们只是从“内生”的“纯经济子系统”中去分析引起经济周期的成因与治理,忽视“外生”的政治、技术创新、人口、制度变革等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制约,在一些严格假设基础上,把经济周期的复杂成因简化为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等几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3)其分析的聚集点是作为流通领域与经济调节机制的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他们侧重从流通角度,从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上去探讨经济紧缩、危机与波动的根源,不仅忽视了生产的决定作用与生产过程的研究,而且忽视了制约市场运行的市场制度关系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经济关系的系统研究。
西斯蒙第作为经济学说史上系统论述经济危机问题的第一人,他的分析方法及所阐述的内容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西斯蒙第的有关论述并将经济危机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并加强宏观调控能力。
西斯蒙第既是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又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创始人,他早在1819年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系统论述经济危机问题的第一人。马克思继承了西斯蒙第有关论述的合理成分并将经济危机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试对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经济危机理论作一探讨。
二者在5个方面具有共同之处,即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产物;指出了经济危机不断爆发的最终结果是资本主义末日的来临,资本主义制度将被别的社会制度所代替;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是造成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二者的经济危机理论框架基本相同,主要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征、后果及解决途径;在分析方法上,二者都强调制度和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因素对经济危机的影响。
但因为所处的时代和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其经济危机理论又有很大差别,表现在:
西斯蒙第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有两个:
一是“斯密教条”,认为年生产物全部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人,丢掉了不变资本价值,这样一来,西斯蒙第所谓的社会产品实现问题就仅指消费品的实现而没包括生产资料的实现问题;
二是西斯蒙第的“消费先于生产”的理论,他认为,人们进行生产只是为了满足其需要,消费引起生产并决定生产,生产创造收人。收人又决定再生产。产品是用收人购买的,商品与商品的交换,归根到底是商品与收人的交换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是他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
马克思按照社会产品的最终用途,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生产部类,把社会总产品从价值形态分为对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探讨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前者是指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的价值,如何通过商品的全部销售,以货币形式收回,用以补偿生产中预付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并获得剩余价值;后者指社会总产品各组成部分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形式以后,如何再转化为所需要的产品,其中相当于不变资本的价值,从哪里和怎样重新取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相当于可变资本的价值和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从哪里和怎样重新取得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因为资本主义把积累财富作为生产目的,而这一目的是无限的。资本主义分配造成利润不断增长使生产有不断扩大的可能,资本主义下生产者之间自由竞争。要想压倒对方就要不断扩大生产。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足,因为资本主义大生产使许多小生产者破产,缩减了他们的收人从而缩减了他们的消费,资本主义分配发展的趋势是不断增加利润而压低工资,导致工人阶级收人和消费减少,而富人用于个人消费的财富同用于扩大生产的财富相比也在不断减少。可见,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马克思则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在两点,一是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当这两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的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时,就会出现经济危机。
西斯蒙第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人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人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下生产年年扩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人,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人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马克思却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之所以周期性地爆发,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过程本身的阶段性,只有当资木主义基本矛盾发展到尖锐化程度,使社会再生产的比例严重失调时,才会发生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以后一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暂时缓和,生产重新恢复和发展。但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恢复和高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重新激化,必然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来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也具有周期性。从一次危机爆发到下一次危机爆发所经历的时期即一个再生产周期。它一般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
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西斯蒙第认为这一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有无比的优越性,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具体来说,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不是无限的;其产品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小生产者同生产条件不分离,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他不剥削别人也不受别人剥削,小生产能保证每个人的幸福。因此,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得取消大生产,保存小生产,至少要削弱大生产,发展小生产。而作为革命家和旧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认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生产也能在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由上可知,西斯蒙第经济危机理论的重大功绩在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特别是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并断言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且他强调制度因素和社会再生产四环节对经济危机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成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渊源。
也不难看出,西斯蒙第的经济危机理论是有明显缺陷的:
第一,其理论基础是错误的。
虽然生产最终是为了消费,消费也对生产有反作用,但生产对消费起决定作用。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规定消费的方式,为消费创造动力。西斯蒙第关于消费先于生产并决定生产的观点却从根本上否定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是错误的。而他的另一理论基础—“斯密教条”,由于丢掉了不变资本部分,仅仅强调个人消费和生活资料实现问题,而不懂得除此之外还有生产消费和生产资料实现问题,因此不能正确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
第二,他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仅仅归因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并未找到危机的根源。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和相互竞争的压力迫使资本家自发地、盲目地扩大生产规模;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不合理分配又造成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就使广大民众的需求不足,从而出现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所以,资本主义荃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才是危机的总根源。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证明了西斯蒙第对经济危机特征的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经济危机不是永续不断而是周期性的,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
第四,以削弱大生产发展小生产作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那更是历史的倒退,是小资产阶级的浪漫幻想。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西斯蒙第的理论并从以下方面加以发展:
其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只不过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
其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其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其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
其三,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由社会中心统一安排社会生产。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之所以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是因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市场经济的特性如盲目性、自发性、趋利性、竞争性也最充分地暴露出来,而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当然就不会发生。众所周知,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完全致,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各种规律仍然发生作用。
如上所述,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就要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一方面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法律、行政乎段引导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防止两极分化,争取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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