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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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赋权（Technology Empowerment），又称媒介权力下放

　　技术赋权是指通过传播活动使得精英主义垄断被打破，话语权重新分配这一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新媒体技术内嵌着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取向，使得受众无需倚靠政治、经济力量便可发声，但过度夸大技术本身的力量、陷入“技术决定论”是有失偏颇的。

　　1.个人在内容生产、经营上被赋权

　　互联网的权力结构不再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而是更符合福柯的权力观，即是流动性的、无主体性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关系被解构。一方面，自媒体的兴起，受众被赋予内容生产的权力，使其能够在网络的开放空间中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个人议程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流媒体议程，致使属性议程的效果弱化、内容同质化前提被解构。

　　另一方面，个人资本也被激活，网络经营赋权，导致架构重组，资源重配。过去“传者本位”的观念归根结底是因传统媒体占据庞大的社会资本，资本决定话语权，媒体节点拥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受众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当技术赋权，个人媒体化导致架构重组，资源重配，传统媒体难逃地位下降且“削权”的境况。自媒体成为全新传播节点，为个人的闲置时间和能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变现道路。

　　2.从“声音的沉默”到“声音的沉没”

　　柯兰在《互联网的误读》中表示，技术并没能创造全新的社会变革，互联网的强大效力是被夸大化了的，技术服从于历史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话语权力中心重新形成，任何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背后的资本、知识和权力。此方面拥有优势的精英群体，往往具有更大的定义事实和价值的可能性。他们会将少部分人的观点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包装成优势意见，用户由过去“声音的沉默”走向“声音的沉没”，网络话语权力趋向新的单级。

　　不可否认的是，从时间纵向上看，用户的权力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权力有所增加，但再从横向维度上进行探讨，却显现出全新的不均衡的形态。由于媒介的使用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知识水平，在某种意义上数字鸿沟的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向。从这个角度上看，技术赋权并没能使得社会走向自由与平等，反而导致了新的不平衡。因此，夸大技术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

　　随着新媒体以及自媒体的发展，普通受众被赋予内容生产的权力，使其能够在网络开放空间中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个人议程以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流媒体议程，致使属性议程的效果弱化、内容同质化前提被解构。

　　同时，当技术赋权，个人媒体化导致架构重组，资源重配，传统媒体难逃地位下降且“削权”的境况。自媒体成为全新传播节点，为个人的闲置时间和能力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变现道路。但人们的媒介话语权实际上是“成也技术，败也技术”。因为技术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控制和约束的失灵，技术可以用同样方便的方式限制人们的话语权，比如通过删帖封号等方式剥夺人们的话语权。

　　从技术与社会的互动角度来看，媒介技术推动了媒介权力的逐渐普及，但是媒介技术背后有着涉及政治、商业和道德等非常复杂的因素，都会控制着媒介技术的运用走向，夸大技术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所以我们在享受技术便利的同时，必须要警惕技术在无形之中对我们合法权利的压缩。

　　因此，我们要在充分肯定技术带来的进步意义之余，冷静、理性的思考，才能使技术为我所用，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全世界的迅速普及和应用，令人类社会的教育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信息技术对教育格局的改变，主要以“技术赋权”的形式来实现。赋权理论最早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工作领域，所罗门在其著作《黑人赋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中，提出可以通过“赋权增能”的方式协助受歧视群体对抗不公平待遇，增加其权利和能力。所谓“赋权”，意指“个人、组织与社区借由一种学习、参与、合作等过程或机制，获得掌控自己本身相关事务的力量，以提升个人生活、组织功能与社群生活的品质”。赋权理论强调以权力架构为着眼点来进行社会调整，所谓赋权“意味着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对权力的再分配、一个过程以及一个目标”。技术手段的进化是权力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因而现代信息技术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赋权手段。

　　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赋权，不断地重塑着教育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遵循着“新媒体时代的权力大迁移”的趋势。正如詹姆斯·卡伦所说：“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在现存的主导型维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新媒体有时候会绕开已经建立的媒体传输机制，发布禁止或限制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来破坏控制社会知识的等级制度”。因此，对教育领域而言，每次技术变革都会对教育对象进行重新赋权。但是，在信息化时代之前，传统教育技术的赋权对象主要集中于教学的组织者（教育者），受教育者虽然也可以使用新技术学习，但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组织者的教学安排，并没有真正通过重新赋权而获得或者分享对教学的控制权。即便是新近出现的一些新技术，也没有真正改变这一局面。如PPT技术，虽然对现代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从PPT的制作到讲解，教育者仍然主导着教学过程。“网络公开课”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环境，实现了教学地点从传统课堂到网络的迁移，也仍旧没有摆脱教育者对教学主导权的掌控。直到教育信息化普及过程中，以MOOCs等为代表的全新教学模式通过现代互联网技术重新组建了教育过程中的资源组织和权力架构，真正让受教育者获得了掌控学习过程与行为的主体控制力。

　　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受教育者由被动、无意识的状态转变为拥有自主性的个体，技术保障赋予了他们在以往教育形态下未曾有过的话语权力。技术赋权使传统的接受者拥有了发声技术，突破了传统的话语权力，甚至使自己从弱势接受者成为了强势主导者。信息技术为受教育者根据个性兴趣进行自我赋权、建立自己的话语场域提供了条件;相比之下，教育者则处于弱势地位，被动地受制于信息技术对传统教育权力场域的改变。教育者权威的流失，就为数字人的崛起提供了机会。“草根名人”、网络大V等意见领袖为大多数受教育者提供了信息筛选服务，进而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数字人。受教育者话语权力的提升、意见领袖的产生极大降低和削弱了教育者的权威，进而改变了固有的教育生态。

　　（一）“无权”受教育者的增权困境

　　信息技术的普及，无疑给受教育者以自主接触新知识的机会。受教育者可以利用信息技术作为增权的关键工具，从而改变传统上与教育者权威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自主自助的形式扩展自己的知识容量并达到教育目的。但是，信息技术也释放出了新的权力和不平等，并因此强化了信息富有人群和信息贫乏人群、活跃者和冷漠者之间的“数字鸿沟”。这里的“数字鸿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网络硬件设备和网络技术，而是受教育者个体对现实资源的掌握状况映射到信息化空间后，产生了“强者更强、弱者恒弱”的新态势。对于那些对信息技术敏感的受教育者群体而言，信息技术极大扩展了教育的空间，实现了自我增权，进而能够突破传统教育的瓶颈，利用信息技术放大“自我”。但是对于那些对信息技术不敏感的受教育者，信息技术的技术本身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门槛，“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但会极大影响他们在新的教育空间中实现自我增权的可能性，还可能进一步削弱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进而延缓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受教育者个体的无权状态使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具备主动增权的能力，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主动增权”。

　　曾被視为一场教育革命的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被教育信息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国内外的学者普遍期待它能够提供跨越国界、种族、阶级、性别的界限，最终实现教育平等的终极理想。然而，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2013年7月对于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34779名Coursera用户进行的一项调查，大部分MOOC活跃用户受教育程度较高，“83%有大专或本科学位，其中44.2%以上的用户达到本科以上学历。这种教育落差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在这些国家中，近80%的MOOC用户来自最富裕、受教育程度最高的6%的人口”。这些事实与MOOC的初衷相去甚远，也直接证明了，在教育信息化环境下，在传统教育中处于弱势或“无权”状态的受教育者很难跨越技术门槛实现自我增权。

　　因此，新技术赋权的对象不是那些在资源分配上无权、弱权和失权的人，而是善于使用信息技术的人。换言之，技术赋权的对象，是以技术使用为前提和基础的，是处于数字鸿沟中作为强者的一方，而不是弱势的一方。受教育者作为教育活动中弱势的一方，想要实现自我增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教育者的“退隐”与精神生活的迷失

　　信息技术对受教育者的赋权不可避免的造成教育者权威的丧失，数字信任代替知识权威，很容易导致教育目的和目标的弥散化，进而对教育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既是教学过程的设计者，也是教学内容的供给者，还是教学结果的评估者，体现了一种权威性控制。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学生的“增权”过程反过来就是教师的“减权”过程，也是教师的多重身份不断弱化的过程。教师对教学的控制能力不断削弱，传统意义上教师的权威属性也随之逐步消解，教师从教学的“权力控制者”回归到“合作参与者”，不再能够主导并掌控教学的全过程。在一些信息化教学环境中，教育者已经开始蜕变为“技术”形态的一种，如网络公开课中的“教师”，几乎完全无法控制就坐在客户端前的学生。因此，对于盯着客户端荧幕的学生来说，“教师”与信息技术已经合为一体。更有甚者，已有学者开始研究适应性的超媒体系统AHS（Adaptive Hypermedia System），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适应性超媒体系统将从研究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并和教学支撑平台相结合，从而部分取代教师成为教育过程的主导者。教育者的“退隐”对教育生态体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教育过程中精神生活的迷失。

　　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虽然都是参与教育的主体因素，但这两类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这种差别不单单体现在教育者占有更多的知识资源，也在于教育者在精神生活领域更加成熟和稳定。教育者负有通过价值性的引导促进受教育者素质实现提升的责任，他是受教育者自我建构、自我整合、自我教育的激发者和引导者。教育过程也不仅仅体现在知识从教育者向受教育者的流动，也在于一种精神文化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传递和交流。技术赋权能够促进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知识的流动，但在精神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就显得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