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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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方式概述[1]
依据管理方式与管理方法的两重性原理，可以把公共管理的方式与方法概括为两个层次，即实质方法与技术方法。实质方法是由于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而采用的适合各国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必然体现该社会的特定生产关系。它包括法律手段、政策手段、思想政治手段等。技术方法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更新，但与社会生产关系属性的相关性不大，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共同采用的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管理技术方法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既采用了资源与支出控制的技术，也使用了用于保证个人和团体绩效的技术。其中，收支预测、财政趋向监控、战略计划、零基预算、目标基础预算和方案预算被西方发达国家认为是最有效的几种方法。另外，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也获得了极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计算机与管理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的普遍应用方面。
典型的公共管理方式[2]
在公共管理发展的大部分历史中，等级主义的管理方式一直占统治地位。传统上认为等级主义起源于19世纪末，但中国关于等级主义的观念似乎要更早。等级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管理理念主要表现在：
1．它是集权、政治权威的行政方式；古代中国儒家学派就是典型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西方官房学派也强调国家主导型的经济发展，强调政府的积极管理。它们相信一个强有力的集权领导不仅有利于政令统一。便于统筹全局；而且指挥方便，命令容易贯彻执行。
2．组织内部层级结构明晰；组织内部机构与成员均按权力大小依次排列，其职位设计也遵循等级制原则，低级职位要接受上一级职位的控制和监督。
3．注重正式的规章制度；照章办事，即严格依照法律或制度规定的职责、权限、程序和标准办事，它要求人们服从的不是作为个人的管理者。而是作为一种非人格化的秩序和规范。
同时，为了保证公共官员依法和恰当地履行职责，等级主义主张公共管理人员职业化、科学化。
然而这种在公共管理历史上延续最长的管理方式也受到各种抨击．等级主义组织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等级分明的集权结构将政府组织划分为许多层级条蛱，跨组织层次之间的交流极其困难，体制、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僵化；(2)表面上高度集权，实际上各地区、各部门往往自行其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腐败的蔓延必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公共管理信条中另一条庞大的支流是个人主义。在考虑公共管理的问题时，个人主义的倾向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和孟德斯鸠，这种方法也出现在现代经济学家之父亚当·斯密的作品中。个人主义思想在如今成为当代公共管理信条中主流时尚，这不仅因为它与现时代的经济背景和政府价值取向相匹配，而且也是个人主义本身的魅力之所在。
1．个人主义重视提供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质量；譬如，倾向于政府中的小部门，而不是大部门。认为政府中的大型机构容易产生低效问题，其原因是远离受益者的群体。会使高层官员获得更大空间来扭曲组织行为。以及个人主义管理根据交易成本理论，认为政府应重视管理活动的产出和结果，应关心公共部门直接提供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应能够主动、灵活、低成本地对外界情况的变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求做出富有成效的反应。
2．个人主义的核心是奖励和激励结构；在个人主义看来，物质性激励结构是公共管理设计的中心环节。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假设，提供公共服务的人一般都被认为是关注自我利益和机会主义的，经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个人的自利可以实现社会的利益。政府组织只要通过精心设计的制度和激励结构，可以改善组织中个人的绩效，以实现官僚努力程度最大化。
同时个人注意还强调在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以及强调公共管理需要遵循透明、公开的原则。
个人主义的公共管理在西方各国日趋流行的同时，也遭受到许多批评和指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强调通过公共服务私人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无视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的根本差别，盲目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但两者在根本目标上并不相同。(2)个人主义用经济学的眼光看待公共服务的供给，把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完全等同于供方与顾客的市场关系。实际上是把前者简单化。(3)强调对产出或绩效目标进行精确的界定、测量和评估，但政府的许多服务项目，其产出、成本以及绩效都是难以量化的，因而也就难以准确测量和评估。
以及个人注意强调公营部门私有化、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也遭到各种批评指责。但尽管如此．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平等主义既反对市场又反对官僚制，是以“团体主义”为合作行为的起点或核心组织原则，采取的形式是激进式分权的自治单位。毋庸置疑，平等主义所提倡的团体自我管理、相互控制和面对面责任的最大化等要素对于现代的公共管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1)倾向于建立一种领导权，通过限制任期、轮流任职、对高层人员实行选举和撤职制度、使官员承担组织工作的方式受到控制以避免权力滥用；(2)在一个成员高参与和团体弱管理的结构中，通过参与式民主、激进分权和非正式团体的批评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来控制大型的失误和破坏性的权力游戏，从而达到集体的规范。
毫无疑问，平等主义作为公共管理的方法仍然有局限：首先，逃避责任是平等主义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弊病，团体成员都会争相躲避最不受欢迎的任务，其结果是重要的任务无法完成，同时也无法监督和保证工作的质量。其次，平等主义决策无休止的面对面商谈．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容易导致议而不决，这种耗时、低效又不计成本的做法受到较多抨击。
我国公共管理方式[1]
在我国，最具特色的公共管理方法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从治理国家的大局出发，指明了我们党治国方赂转变的根本方向。法治是要求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动必须依照法律，管理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权利。德治是指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包括提高人民群众道德素质，也包括提高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意识，尤其以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官德”建设为核心。只有把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活动和“官德”密切结合起来，才能贯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公共事务除了要应用法治和德治手段外，还要运用政策手段。尤其是在制定法律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对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就要由政策来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学所要研究的政策，是党和国家把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细化、具体化的结果。在当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国际国内情况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决策就成为各项事业成败的关键。为了避免和减少决策的失误，就必须要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化是对决策的共性要求，在中西方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化则必然反映一个国家的阶级属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我国的公共管理决策必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公共决策在名义上反映的是全民的公共利益，事实上所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