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哥特利勃·費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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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哥特利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約翰·哥特利勃·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年5月19日－1814年1月27日），德國哲學家，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儘管他是自康德的著作發展開來的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他在西方哲學史上的重要性往往被輕視了。費希特往往被認為是連接康德和黑格爾兩人哲學間的過渡人物。近些年來，由於學者們註意到他對自我意識的深刻理解而重新認識到他的地位。和在他之前的笛卡爾和康德一樣，對於主觀性和意識的問題激發了他的許多哲學思考。費希特也涉及政治哲學，他被一些人認為是德國國家主義之父。

　　費希特於1762 年5月19日出生在德國上勞齊茨（Oberlaositz）的一個名叫拉梅瑙（Rammenao）的鄉村。其父是一個手工業者，一共有九個子女，費希特在眾兄弟姊妹中居長。貧寒的家境，再加上家中人口多，費希特從小就為家裡牧鵝，以維持生計。費希特最初接受的教育是在父親和家鄉的教堂里，最先接觸的書籍是聖經和教義解答。他天資聰穎，牧師和村裡人都知道，他在聽牧師佈道以後第二天還能夠準確地背誦佈道的內容。附近的一位貴族米爾提茨（Ernst Haubold von Miltitz）在得知和證實此事以後，決定資助這個天才的孩子上學。從1770年開始，費希特先後在尼得勞（Niederao）和邁森（Meissen）上學。1774年，12歲的費希特進入普佛爾塔（Pforta）貴族學校。這個學校是大學的預備科，學校里的生活如同修道院一般，而費希特出身低賤，常常受到紈絝子弟的欺辱。他決定逃跑，去過魯濱遜式的生活。在半路上，他想起父母的期望，想起自己的經濟狀況，他不得不放棄逃跑。回到學校後，他向校長坦率地說明自己的想法，得到校長的原諒，處境也得到一些改善。

　　1780 年，費希特進入耶拿大學，學習神學和法學，此外，他還經常去聽古典文學課。可能是希望早點取得文憑，他在第二年轉學到萊比錫大學，繼續學習神學。對於大學時代的費希特的經歷，至今人們知道的仍然不多。從費希特的早期作品來看，對他影響比較大的老師是佩佐爾德(C.F.Pezold)。費希特從他那裡主要是學到了捍衛意志自由、反對普遍因果性的理論。此外，萊布尼茨和著名教育家佩斯塔洛齊（Pestalozzi）的著作對他也有影響。

　　然而，費希特並非如其所願地儘快拿到文憑，1784 年，由於其資金贊助人米爾提茨去世，助學金斷絕，為了糊口，他不得不為私人補課。收入低，又沒有保障，使他不可能完成學業。這樣，他實際上就此從大學輟學了，只是個掛名學生而已。1788年，走投無路的費希特決定棄學回家。恰好在此時，詩人、《兒童之友》雜誌的編輯魏瑟（C.F.Weisse）推薦他到蘇黎世一個家庭當教師。從此，費希特開始了當家庭教師的時期。在蘇黎世上任不久，他發現在如何教育孩子問題上與這家主人有矛盾。他一面教育孩子，一面觀察記錄主人在教育孩子時的錯誤，每周拿出來請主人看，讓主人改正。他因此寫出《錯誤教育目睹記》，受到主人的敬重。他在蘇黎世結識了許多朋友，其中就有後來成為他的妻子的瑪麗·約翰娜（Marie Johanna）。瑪麗是車輛製造商的女兒，雖說瑪麗並不是費希特最理想的戀人，但她認可和欣賞費希特。果然瑪麗後來對他的事業幫助很大。

　　1790 年費希特回到萊比錫，繼續給人當家庭教師。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他開始接觸康德哲學。這是費希特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他在幾個月內就讀完了三大批判，研究速度簡直是令人驚奇。他不僅因此徹底放棄了原有的決定論思想，而且發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理性的自由，這對他創立知識學體系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費希特原本打算寫一些關於康德哲學的論著，但因為家中發生變故，他不得不改變計劃，在1791年去了華沙，擔任一位公爵夫人的家庭教師。由於雙方合作不愉快，他離開華沙前往寇尼斯堡（Königsberg）。7月4日，他拜訪了康德，而康德並沒有特別接待他。為了能進一步認識這位思想界的巨擘，他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趕寫了《試評一切天啟》，於8月18日寄給康德審閱。康德閱後發現這篇論著表述的正是自己的觀點，而文筆之流暢又是自己所缺少的，感到非常滿意，於是熱情地接待了費希特。在康德的推薦下，這篇論著出版了。不知什麼原因，當初出版的這批書上沒有刊印作者的名字，這使不少讀者誤以為這部按照批判哲學精神研究宗教問題的著作出自康德之手。康德在得知此事後在《文彙報》上發表更正聲明，說明這部書的作者是費希特。伴隨著這個聲明，原來默默無聞的費希特一下子聲名大振，成為德國學術界天空升起的一顆新星。

　　1793年，費希特再次來到蘇黎世。針對當時歐洲反動勢力對法國革命的攻擊，費希特撰寫了《糾正公眾對於法國革命的評判》和《向歐洲各國君主索回他們迄今被壓制的思想自由》，這是全部德國古典哲學中對法國革命最直接的評價，對歐洲君主最激進的抨擊，在當時激起巨大的反響。與此同時，他開始醞釀自己的以“自由的自我”為核心的知識學體系，併在蘇黎世多次作哲學演講。

　　1794年，他應邀來到耶拿，接任賴因霍爾德留下的哲學講座，就職演說就是《知識學或所謂哲學的概念》。此後的5年，他集中精力構建自己的知識學體系，先後發表了《全部知識學的基礎》，《略論知識學的特征》，《以知識學為原則的自然法權基礎》，《以知識學為原則的倫理學體系》等，與其他人合辦了《哲學雜誌》。他的講課在學校獲得極大成功，得到普遍贊賞。此外，他還結實了當時德國許多知識界的精英，如歌德、維蘭特、席勒、洪堡、荷爾德林等人。正如荷爾德林所說，“費希特現在是耶拿的靈魂”。¬費希特捍衛人權、爭取自由的激進民主思想，在得到耶拿大學師生歡迎的同時，也遭到教會和封建權勢的仇恨。他們頻頻製造事端，屢屢誣陷費希特，最後以“無神論”的罪名迫害費希特。雖然費希特據理力爭，寫出《向公眾呼籲》和《法律辯護書》，說明自己的無辜，但仍然在1799年被解職，被迫離開了耶拿校園，前往柏林。

　　到柏林以後，費希特撰寫了《人的使命》，續完了他在耶拿時已經寫了大部分的《鎖閉的商業國》。從1802年起，費希特多次修改他的知識學體系。但他的工作重點不是寫作，而是演講，因為在他看來，當時世風不好，很少有人認真讀書，與其著書立說，不如用生動直接的演講去闡釋思想，喚醒人心。他的聽眾不只是青年學生，還有很多是學者、官員和社會名流。1805年，他應聘在普魯士的艾爾朗根大學（Erlangen）任教，冬季在艾爾朗根講課，夏季仍回柏林演講。他在這段時間先後演講了《現時代的根本特點》、《論學者的本質》、《極樂生活指南》等。

　　1806年，普法戰爭爆發，費希特對原來寄予很大希望的拿破倫感到很失望。戰爭伊始，他就申請作隨軍演講員參戰，被國王委婉拒絕。普魯士戰敗後，他隨國王流亡到寇尼斯堡，後又流亡到丹麥的哥本哈根。直到1807年6月普法媾和後，他才回到柏林。面對德意志民族的沉淪，費希特不只是耽於痛心疾首，而是決心用實際行動喚醒人們的覺醒。他一方面發表公開演講，另一方面參與籌建柏林大學。1807年底至1808年3月，在法國占領軍的刺刀下，費希特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連續14次講演了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對德意志國民的演講》，在當時確實是振聾發聵，對德國政治產生巨大影響。1810年秋，費希特成為他親自參加籌建的柏林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由於大學生爭鬥和他的教學計劃與當局意見不合，他在1812年任期未滿之前就辭去了校長職務。

　　1813 年夏，德國人民反抗拿破倫的自由戰爭爆發，在格羅斯貝倫戰役中打敗法軍，保衛了柏林。當時，柏林全城卻因為擠滿了受傷將士而流行傷寒病。費希特的夫人滿懷熱情地參加傷員護理工作，但不幸的是在1814年1月感染上傳染病，隨後又傳染給費希特。1814年1月29日，費希特因病逝世，留下他未竟的哲學和自由事業。

　　費希特不贊同康德對於物自體存在問題的論述，他認為這種將表象與物自體分離開來的體系將不可避免地導向一種懷疑主義。在他看來，一個嚴密的哲學體系應該是象笛卡爾那樣，從一個最高的明確無誤的不證自明的第一原理出發，按照其內在的必然性，以嚴明的邏輯推理出來的系統。經過休謨提出的問題，物到理智之間的過渡存在一個邏輯上無法逾越的鴻溝，所以他同意康德的意見，也就是只有唯心主義才是可能的。但他認為我們應該拋棄物自體這個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絕對自我的概念。這個絕對自我，不是經驗的自我，也不是先驗的自我，而是所有自我意識中的先驗要素。這種自我意識提供了所有認識的先驗根據，是一切知識和經驗實在性的根據和先驗的源泉，也就是認識論和知識學中的最高根據和出發點。這裡他將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融為一體，並給予了自我一種相當高的地位，賦予了自我創造性行動的可能。他的學生叔本華評論他勇敢地將認識問題歸之於理智直觀，徹底取消了物自體，是一種絕妙的靈感。

　　在費希特的著作《自然法學基礎》（1796）中，他提出自我意識是一種社會現象。任何客體的自我意識，它的必要條件是所有其它理性的客體存在。這些（其它）客體共同影響並召喚起每個單個個體其自身的自我意識。這個觀點是由他的認識論（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知識的科學）所延伸出來的，他證明瞭每個自我的意識產生依賴於每一次它對非我的把握（用費希特的話說，就是自我設定非我）。由這些觀點所導出的我/自我之間的差異（自我在自身中設定非我與自我相對立）最終發展成了費希特的認識論（絕對自我，自我設定自己本身）。

　　費希特由一種自給自足的觀點發展出他的國家理論。在他看來，一個國家應該控制國際關係，貨幣價值，並維持一種自給自足的狀態。由於為了達成意識需要與其他理性的存在建立彼此之間的關係，所以費希特認為在不同的黨派間必須有一種彼此之間的共識（relation of right）。

　　1806年，柏林被拿破侖占領期間，費希特發表了數篇《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激發了德國國家主義，同時也被引證為一種浪漫國家主義的例子。文中，他繼續了他早期作品中對宗教和法國大革命的辯論，並提出德國民族比其他民族更為優越。在他其它的早期作品中，他稱猶太人將侵蝕德國，公開表示希望將猶太人驅逐出德國。他還對波蘭表示厭惡，宣稱他們的文化是野蠻的，波蘭人都是尚未開化的蠻族。

• 1793 《試評一切天啟》Attempt at a Critique of All Revelation（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

• 1796 《全部知識學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Wissenschaftslehre nova methodo）

• 1796 《自然法權基礎》Foundations of Natural Righ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

• 1798 《倫理學體系》The System of Eth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Wissenschaftslehre

• 1780 《論人的使命》The Vocation of Man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 1807-1808 《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