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定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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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關稅（agreement tariff）

　　協定關稅是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之間通過協商相互給予對方以優惠待遇的關稅制度。如果一方遭受對方的脅迫，非自願地給予對方以優惠待遇又不能享受對方給予對等的優惠,就是片面的協定關稅,這構成一國對另一國的特權。出現在近代中國的協定關稅，就屬於後一種性質。

　　協定關稅的稅率要受到條約的約束，一般情況下，單方面不得任意修改。原先各國海關均獨立自主地制訂本國關稅，（稱國定關稅），1860年，英法商約相互減讓關稅，出現了協定關稅。這種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簽訂的關稅稱為自主協定關稅。其後，在世界各國簽訂友好貿易條約時經常使用。殖民主義時期，殖民地國家被帝國主義國家強迫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實施有利於別國的最低關稅，稱為不自主的協定關稅，或片面協定關稅。隨著殖民制度的瓦解，這種關稅已很少見。

　　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是當代最大的一個國家多邊協定。各締約方通過雙邊或多邊關稅減讓談判，相互降低關稅，並且把經談判協商後的關稅列入減讓表，不得任意提高稅率，同時受普遍最惠國待遇條款的約束，對其他所有締約方普遍實施，稱為約束關稅。目前還有一種單向優惠的協定關稅，如歐共體與其在非、加、太地區原殖民地（現已獨立）的國家簽訂的洛美協定中所使用的關稅。歐共體對來自這些國家的進口貨物給以單向的特惠關稅待遇，而不要求這些國家給予反向特惠關稅待遇。

　　中國近代史上的協定關稅,是從1842年中英簽訂的《南京條約》開始的。條約第10款規定：英商“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這一條文，在相應的英文本中是“中國皇帝同意建立一個公平和正規的進出口關稅和其他餉費”，並不含有必須對方議允的意思。而在1844年中美《望廈條約》和中法《黃埔條約》中，則進一步分別規定為“中國日後欲將稅例更變，須與合眾國領事等官議允”和“應與佛蘭西會同議允後，方可酌改”，把外國的“議允”提到突出的地位。由於最惠國條款的普遍推行，中國不取得每個國家的同意，就不能修改任何稅則。

　　隨著外國侵略的加強,協定關稅的稅率又發生了一系列有利於侵略者的變化。在1843年繼《南京條約》之後簽訂的中英《通商章程》中，進出口貨物的課稅率, 已較鴉片戰爭以前有大幅度的下降。例如,進口稅率中，棉紗下降了58％，棉佈下降了73％；出口稅率中，生絲和茶葉都下降了58％。而在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中，稅率又有進一步的降低。他們謊說《南京條約》中已經確定了值百抽五的原則,由於貨價降低,而從量課稅的稅餉未減，因此進一步要求降低稅餉。事實上，《南京條約》並無值百抽五的規定，有許多貨物的從價稅率，都在10％以上。因此，值百抽五實際上是侵略者攫取的一項新特權。這個稅率，一直維持到20世紀。以後由於貨價上升而稅額未變，許多實徵稅率，實際上並不及5％。例如,1866～1867年實徵稅率不及5％的進口貨物有 77項,出口貨物有97項。至於中俄以及中國與法屬安南陸路貿易的稅則，又較海關稅，則減少1/3，取得更加片面優惠的待遇。

　　《天津條約》不但降低了進出口貨物的稅率，而且把協定稅則擴大到內地子口稅上。子口稅率固定為進出口稅率的一半，繳納子口稅後，即可免徵其他內地稅項。這就大大便利外商對洋貨的推銷和對內地土貨的掠取。

　　這是中國人民的長期要求。1919年當時的中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會上提出關稅自主的議案。在1921～1922年的華盛頓七國會議上，中國代表又提出同樣的要求。1925年，九國在北京舉行關稅特別會議。會商增收關稅具體辦法，以上均無結果。1928年起，國民黨政府先後和美國、德國、挪威、比利時、盧森堡、義大利、丹麥、荷蘭、葡萄牙、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波蘭、希臘、捷克和日本等國，簽訂條約或協定，規定對“現行條約內所有限制中國任意訂定關稅稅則權之各條款，一律取消，適用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國民政府在1929、1931、1933、1934和1947各年曾五次修改進口稅則，稅率有所提高。但是，當時中國海關行政權仍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稅率的改訂，實際上仍然需要取得外國的同意，談不上真正的關稅自主。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海關行政權和關稅自主權才真正回到中國人民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