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結性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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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性行動（connective action）、連結型行動

　　連結性行動由班尼特（Bennett）和賽格貝里（Segerberg）提出，他們認為互聯網和數字媒體的應用，改變了社會運動和政治參與的形態，促使新形態的連結型行動產生。

　　也就是，用更為個人化及個性化的路徑來協調彼此行動，不依靠科層制的組織機構作為行動中介，也不需要強烈的集體身份認同。

　　連結性行動與高度組織化的、形成集體身份或認同的“集體性行動”相對應的，建立在媒體網路中共用的個人化內容基礎上的行動網路。^[1]

　　連結性行動的核心是“共同生產”及“共同分享”。Benkler（2006）認為，當個人化的表達內容被他人分享、認可並且被重覆表達時，人們便獲得了參與行動的自我激勵機制，也容易在此背景下建立一種弱關係型的人際網路關係。^[2]

• 自我組織網路

　　自我組織網路是沒有組織的協調行動，完全是個人通過社交網路分享，具有完全個人化的行動框架。

• 由組織激發的網路

　　由組織激發的網路是由鬆散的組織進行協調行動，組織作為集體行為的“後臺”，被鬆散地連結為網路。

　　對於新形態的連結型行動而言，必需的是以公開網路為傳播媒介的個人分享，分享已經內化的觀點、計劃、圖像、資源等。個人分享某條信息、參與到某項群體行動中，是為了表達個人的願望、生活方式或者對現狀的不滿。

　　當參與成了一種表達、當個人化的表達內容被他人認可、分享並且被重覆表達時，人們便獲得了參與行動的自我激勵，鞏固了對自我的認同。

　　在連結型行動中，個人不再是微不足道的螺絲釘，也不是任組織派遣的底層蝦米，而是擁有主體性和創造力的參與者。與此同時，網路社交平臺將參與運動的鬆散組織和個人連結起來，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stitching mechanisms）。以互聯網社交平臺為中介的組織，由人際網路支撐的弱關係（weak tie）構成。由於身份認同的弱化，連結型行動的參與者身份更加多元化，對參與者的包容性也更強。

　　社會運動包含多種行動模式。有研究認為，新媒體時代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與傳統社會運動模式不相同。傳統的社會運動被認為是遵照了集體性行動的邏輯展開動員，而與新媒體結合的社會運動，其行動邏輯則更接近連結性行動邏輯。

　　集體性行動強調只有當集體行動的訴求被聚合為大家共同的事業時，動員才能夠被實現。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1965年認為，當人們僅面對一個共同的問題或是僅擁有共同目標時，還不足以讓他們行動起來，理性的人會選擇“搭便車”行為。因此集體性行動需要組織有明確的等級分工，以此進行監督、管理和分配。集體性行動邏輯之下最重要的即是集體性行動框架的建構，並且十分強調彌合不同框架之間的分歧，這種集體性行動框架有助於保持個人對集體行動的情感承諾，但它也具有高度的意識形態訴求和社會排他性，也因此集體性行動容易建構出強關係型的人際網路關係。

　　而連結性行動強調用更為個人化及個性化的路徑來協調彼此行動，不依靠科層制的組織機構作為行動中介，也不需要強烈的集體身份認同。連結性行動的核心是“共同生產”及“共同分享”，這種“共同生產”及“共同分享”，取代了集體性行動中搭便車的邏輯，也取代了擁有豐富資源的組織所擁有的核心地位。

　　當社會運動的參與者進入到新媒體場域之後，其行動邏輯儼然發生了改變，從最初的集體性行動邏輯轉變為了連結性行動邏輯，而這也直接影響和反應在了社會運動的動員結構上。

• 集體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