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密化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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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密化一詞，譯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詞典上，此詞迄今尚無確切的解釋。過密化理論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的提出，始於黃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譯為“內捲”。而後，在黃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間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992年中文版）一書中，過密化理論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過密化，根據黃宗智教授的定義。是指經濟在以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的條件下擴展，即所謂的“沒有發展的增長”（該書第11-12頁）。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過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譯法展開過討論：“內捲”比較形象地描繪出整個過程的軌跡，但很費解；而“過密化”的譯法雖失去了形象描繪。卻道出了整個過程的關鍵點即勞動的超密度投入。

　　正如黃的著作指出的那樣，他並非提出“過密化”概念之第一人。在吉爾茨（Clifford Geertz）1936年的著作《農業過密化：印度尼西亞的生態變化過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中，已明確使用了“過密化”概念，吉爾茨考察了印尼的水稻經濟，指出農民在人口壓力下不斷增加水稻種植過程中的勞動投入，從獲得較高的產量。然而，勞動的超密集投入並未帶來產出的成比例增長，出現了單位勞動邊際報酬的遞減，即過密化現象，過密化現象的發現是過密化理論提出的重要前提，但僅是過密化要領並不能構成過密化理論的基礎。黃說明瞭他的理論與吉爾茨的不同之處。吉爾茨的過密化概念只是單純地提到了邊際報酬的遞減，而沒有黃更強調的“過密型增長”及“過密型商品化”的內容。吉爾茨的過密化也局限於水稻經濟，而沒有擴大到手工業（副業）、旱作農業及經濟作物方面（黃1992年中文版第18頁）。把過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環境，放入綜合的社會經濟大環境，應該說是黃的重要發現。

　　雖然黃說明瞭他的過密化理論與吉爾茨的異同之處，在他的著作中還是沒有直截了當地歸納出過密化理論的各個要點。如果把他的有關論著放到一起，就可以為他的過密化理論理出這麼一些頭緒：

　　（一）在社會經濟的歷史過程中，存在著一種與通過生產技術改進，或勞動組織形式變革而帶來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不同的生產增長途徑，即過密型增長的途徑。由於種種原因特別在人口壓力之下，生產產出的增長也可以通過勞動力或勞動時間的超量投入來實現。兩種生產增長途徑的根本不同點在於，過密型增長所伴隨的是單位工作日邊際報酬的遞減。因此，過密型增長可以稱作為“沒有發展的增長”。

　　（二）過密型增長不僅可以存在於以家庭勞動力為生產基礎，以滿足家庭消費為生產目的，典型恰雅諾夫模式下的封閉型經濟，更可以在商品化，乃至國際市場化及集體化的條件下延續和深化。

　　（三）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譬如在近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史上，過密化可以成為社會經濟過程的主要傾向，過密型增長可以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導。過密化不會帶來社會經濟的質的飛躍，也不會帶來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

　　把這三點完整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構成了黃所倡導的過密化理論。吉爾茨的論述只是部分論證了第一點，而第二點則是黃的貢獻。但如果沒有第三點，不在複雜的社會經濟現象中看主要傾向和主導力量，也會發生以偏概全，使過密化理論失去完整性。

　　過密化理論的提出有個過程，既不是從天下掉下來，也不是從頭腦中憑空想出來的。就黃本人來說，也長期受到過經典理論模式的影響。更確切地說，是受到他所稱的 “規範認識”的局限。即使在他關於華北的著作中，我們仍可看到他力圖綜合各家學說之長，建立一種平衡的模式。他提到了過密化（內捲）問題，甚至列為第二編的標題，但並未真正深入分析，而把過密化作為小農家庭化生產中的一種現象。他在著作中與過密化併列使用（如果不說是更多使用的話）的概念是商品化、社會分化之類的大家所熟識的語言。這不禁使人們想起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講到過的科學革命到來之前的情景，力圖用既有理論來解釋，力圖去完善既有的理論體系。當黃的研究轉到長江三角洲時，他原有的努力失效了，為什麼高度的商品化沒有帶來相應的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的連接，非但沒有，反而強化了農村家庭經濟？為什麼城市的發展沒有帶來鄉村的同步發展？這些問題很難再用剪貼各種模式的方法去解決。問題不是出在哪個理論或模式，問題出在各種理論模式共有的前提，即不言而喻的規範認識。規範認識回答不了實證究提出的問題了，“危機”發生了，過密化理論正是在規範認識危機中產生的嘗試。它的出現是對既有規範認識的挑戰，也就成了對傳統理論模式的挑戰，它在美中兩國理論界引起強烈關註和反響成了意料中事。

　　美國史學界權威費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d）在生前最後一本專著《新編中國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接納了黃宗智的過密化的基本觀點。費的著作的第八章標題就採用了《沒有發展的增長矛盾》(The Paradox of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這一典型的過密化理論的提法。儘管費與黃並不屬於同一學派，但黃的創見至少也使費感到無法忽視。

　　過密化理論在中國學術界引起重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1993年第1期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發表了署名“千里”的介紹黃的《1368-1988年間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的文章。姚錫棠、馬敏等學者也先後發表了評價此書的文章，接著，《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發表了黃的《中國經濟史中的悖論現象與當前的規範認識危機》一文，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黃的論文集《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代化：規範認識危機及出路》，使討論進一步展開。《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也組織了討論，併在該刊1993年第3期發表了會議的討論內容。

　　“過密化理論”作為一種學術新模式出現，自然會引起激烈的爭論。由於過密化理論針對的不是某一特定的理論模式，而是它們的共同的前提，即規範認識，過密化理論難免要遭到幾乎一切理論模式的反擊。這裡提出以下兩點：

　　首先，中國近代的商品化過程是與過密化相結合，還是與近代化發展相連接？

　　其次，過密化理論是否是獨立於歐美歷史經驗的新模式？

　　過密化理論的要點之一是過密化成為社會經濟過程的主要傾向，過密型增長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導。如果這一切發生在近代早期的英國和今日的美國，世界上也就沒有這兩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了。過密化理論的意義不在於指出過密化現象的存在。不在於發明過密化的名詞，而在於看到其在歷史上的因果關係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