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密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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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

　　正如黄的著作指出的那样，他并非提出“过密化”概念之第一人。在吉尔茨（Clifford Geertz）1936年的著作《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中，已明确使用了“过密化”概念，吉尔茨考察了印尼的水稻经济，指出农民在人口压力下不断增加水稻种植过程中的劳动投入，从获得较高的产量。然而，劳动的超密集投入并未带来产出的成比例增长，出现了单位劳动边际报酬的递减，即过密化现象，过密化现象的发现是过密化理论提出的重要前提，但仅是过密化要领并不能构成过密化理论的基础。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环境，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

　　虽然黄说明了他的过密化理论与吉尔茨的异同之处，在他的著作中还是没有直截了当地归纳出过密化理论的各个要点。如果把他的有关论著放到一起，就可以为他的过密化理论理出这么一些头绪：

　　（一）在社会经济的历史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与通过生产技术改进，或劳动组织形式变革而带来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同的生产增长途径，即过密型增长的途径。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在人口压力之下，生产产出的增长也可以通过劳动力或劳动时间的超量投入来实现。两种生产增长途径的根本不同点在于，过密型增长所伴随的是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递减。因此，过密型增长可以称作为“没有发展的增长”。

　　（二）过密型增长不仅可以存在于以家庭劳动力为生产基础，以满足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典型恰雅诺夫模式下的封闭型经济，更可以在商品化，乃至国际市场化及集体化的条件下延续和深化。

　　（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譬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史上，过密化可以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可以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过密化不会带来社会经济的质的飞跃，也不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把这三点完整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了黄所倡导的过密化理论。吉尔茨的论述只是部分论证了第一点，而第二点则是黄的贡献。但如果没有第三点，不在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中看主要倾向和主导力量，也会发生以偏概全，使过密化理论失去完整性。

　　过密化理论的提出有个过程，既不是从天下掉下来，也不是从头脑中凭空想出来的。就黄本人来说，也长期受到过经典理论模式的影响。更确切地说，是受到他所称的 “规范认识”的局限。即使在他关于华北的著作中，我们仍可看到他力图综合各家学说之长，建立一种平衡的模式。他提到了过密化（内卷）问题，甚至列为第二编的标题，但并未真正深入分析，而把过密化作为小农家庭化生产中的一种现象。他在著作中与过密化并列使用（如果不说是更多使用的话）的概念是商品化、社会分化之类的大家所熟识的语言。这不禁使人们想起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讲到过的科学革命到来之前的情景，力图用既有理论来解释，力图去完善既有的理论体系。当黄的研究转到长江三角洲时，他原有的努力失效了，为什么高度的商品化没有带来相应的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连接，非但没有，反而强化了农村家庭经济？为什么城市的发展没有带来乡村的同步发展？这些问题很难再用剪贴各种模式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不是出在哪个理论或模式，问题出在各种理论模式共有的前提，即不言而喻的规范认识。规范认识回答不了实证究提出的问题了，“危机”发生了，过密化理论正是在规范认识危机中产生的尝试。它的出现是对既有规范认识的挑战，也就成了对传统理论模式的挑战，它在美中两国理论界引起强烈关注和反响成了意料中事。

　　美国史学界权威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d）在生前最后一本专著《新编中国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接纳了黄宗智的过密化的基本观点。费的著作的第八章标题就采用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矛盾》(The Paradox of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这一典型的过密化理论的提法。尽管费与黄并不属于同一学派，但黄的创见至少也使费感到无法忽视。

　　过密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美国。1993年第1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千里”的介绍黄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的文章。姚锡棠、马敏等学者也先后发表了评价此书的文章，接着，《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发表了黄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黄的论文集《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使讨论进一步展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也组织了讨论，并在该刊1993年第3期发表了会议的讨论内容。

　　“过密化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新模式出现，自然会引起激烈的争论。由于过密化理论针对的不是某一特定的理论模式，而是它们的共同的前提，即规范认识，过密化理论难免要遭到几乎一切理论模式的反击。这里提出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近代的商品化过程是与过密化相结合，还是与近代化发展相连接？

　　其次，过密化理论是否是独立于欧美历史经验的新模式？

　　过密化理论的要点之一是过密化成为社会经济过程的主要倾向，过密型增长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导。如果这一切发生在近代早期的英国和今日的美国，世界上也就没有这两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了。过密化理论的意义不在于指出过密化现象的存在。不在于发明过密化的名词，而在于看到其在历史上的因果关系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