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加爾佈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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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加爾佈雷思(Galbraith，John Kenneth)

　　加爾佈雷思，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個蘇格蘭移民的農場主家庭里。 1931年畢業於加拿大安大略省農學院，獲學士學位。隨後就去了美國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繼續深造農業經濟，1933年獲碩士學位，次年又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名為《加利福尼亞州的縣支出》）。在伯克利學習期間，加爾佈雷思認真研讀了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和凡勃倫的著作。凱恩斯的思想曾經對青年時期的加爾佈雷思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1934年，加爾佈雷思來到哈佛大學任講師，講授農業經濟學，同時還擔任住宿生的學監。在哈佛工作期間，加爾佈雷思結識了約瑟夫•肯尼迪和約翰•肯尼迪兄弟，後來與他們交往甚密。 1961年，約翰•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對加爾佈雷思在20世紀60年代從事政治活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歷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副局長、戰後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團團長和美國國務院經濟安全政策室主任。加爾佈雷思還曾擔任過普林斯頓大學的副教授、《財富》雜誌的編輯。從 1949年就開始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併在1961～1963年期間受命出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72年當選美國經濟學會會長。現為哈佛大學保羅•M. 沃伯格講座經濟學名譽教授。在20世紀下半葉的前40年裡，他筆耕不輟，撰寫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謂是著作等身。

　　加爾佈雷思早期雖受凡勃倫的影響，但並不屬於制度學派。當時，他更多地受凱恩斯思想的影響，曾與人合著了《現代競爭與實業政策》一書。這本書已經反映出加爾佈雷思過人的見解，他認為現代工業組織的行為應該有別於資本家個體，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潤作為自己的目標。20世紀50年代以後，加爾佈雷思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經濟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豐裕社會》（參見本文集《傳統觀念概念》、《消費者主權神話》和《社會均衡狀況》）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物質豐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現為消費者受生產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質享受當作了幸福，並且提出應該重新評價經濟增長與社會福利問題的觀點。在《新工業國》（參見本文集《技術要求》、《技術型組織》或譯《技術結構階層》和《一般激勵理論》）中，加爾佈雷思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進行了剖析，並提出了“技術型組織”成員或技術專家實際掌握著現代公司權力的觀點。

　　權力轉移輪、生產者主權論、二元體系論和新社會主義論，被認為是加爾佈雷思新制度學派理論的核心。

　　作為新制度學派的代表人物，加爾佈雷思秉承和發展了“凡勃倫傳統”，從權力轉移論的視角出發提出了新工業國和二元體系的理論。根據加爾佈雷思的權力轉移論，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會不斷發生變化。在不同的社會和同一社會的不同時期，誰掌握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誰就掌握了權力。以資本主義社會為例，工業化時期的最重要生產要素是資本，因此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而在後工業化時期，資本已經不再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的地位被技術（加爾佈雷思所指的技術其實包括技術知識和管理知識在內的專門知識）取而代之，所以社會權力落到了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階層在內的技術型組織成員或技術專家手中。

　　在後工業化時期，企業特別是大公司內部的利益和權力結構也相應發生了變化。在工業化時期，最關心企業（或公司）前途的是資本家。而在後工業化時期，公司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使得沒有掌握專門知識的資本家（即股東）已經無權過問公司的經營管理活動；他們對公司的關心也不再專一不變：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他們就購買哪家公司的股票。而技術專家卻成了公司的實際主宰，他們與公司的利益休戚相關，已經與公司結為命運共同體。加爾佈雷思把由技術專家掌管的大公司稱為 “成熟公司”，而把由“成熟公司”構成的新經濟體稱為“新工業國”。

　　加爾佈雷思從現代公司以實現“穩定”為首要目標這一點出發，提出了“生產者主權”論。“生產者主權”是一個與“消費者主權”相對立的概念。消費者主權是指在商品市場上消費者占據主導和支配地位的狀況，消費者的購買和消費決策決定著生產者生產什麼；而生產者主權則是指生產者決定生產什麼產品並控制價格，消費者要根據生產者的意志來進行購買和消費。加爾佈雷思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者設計和生產產品，並控制著產品銷售價格，然後通過龐大的廣告、通訊網路和推銷機構對消費者進行“勸說”；現代大公司還對政府進行游說，以左右政府的採購決策。這就是“生產者主權”論的主要內容。

　　加爾佈雷思在分析了企業（公司）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後，以美國為例進一步剖析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他認為，像美國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由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構成的二元體系。二元體系論是加爾佈雷思剖析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理論。他認為二元體系是導致現代資本主義這樣的“豐裕社會”仍然存在貧困、資源配置失調等各種矛盾和社會衝突的根源。在加爾佈雷思看來，像美國這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由一千多家大公司所構成的計劃體系與數以萬計的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所構成的市場體系兩部分組成。上面所揭示的“權力轉移”、“目標變化”以及“生產者主權”現象都發生在計劃體系內部；而在市場體系內部，權力仍然掌握在企業主手中，企業還是以追求最大利潤為首要目標，消費者主權仍占據重要地位，生產者依舊聽命於市場。加爾佈雷思認為，構成二元體系的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其權力是不平等的，因而導致收入上的不平等。市場體系不得不按照計劃體系所規定的價格來採購投入品，而在向計劃體系出售自己的產品時也只能被動接受由該體系操縱的價格；市場體系受到了計劃體系的掠奪。由於計劃體系力量強大，而市場體系力量弱小，因此在社會經濟中，前者居於強勢地位，而後者處於弱勢地位。為此，加爾佈雷思指出，應該減弱計劃體系的權力，而擴大市場體系的權力；應該對計劃體系實行價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過哄抬物價的方式來損害小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他指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把權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為目標。他所謂的權力均等化，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權力，提高小企業的地位，而權力均等化又被認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加爾佈雷思的新社會主義論其實質就是，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最終會走向趨同，只要進行社會改革就能夠實現“新社會主義”。在加爾佈雷思看來，這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趨同是現代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計劃終究要取代市場。其具體表現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價；技術階層終將取代資本家掌管計劃體系的權力；國家必將行使調節總需求、物價和工資的職能，並且致力於興辦教育和發展科技。加爾佈雷思認為，通過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計劃體系的權力，提高市場體系的地位，就能夠在這兩個部門實現權力和收入均等化，從而實現“新社會主義”。加爾佈雷思的新社會主義論看到了現代化大生產的某些一般發展趨勢，如計劃體系和市場體系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不過，他為解決這對矛盾所開的處方（如國家負責調節總需求、物價和工資等）也許只能起到緩解矛盾的作用，卻達不到根治的目的。

• 《美國資本主義：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
• 《1929年大崩盤》（1955年）
• 《豐裕社會》（1958年）（《好社會：人道的記事本》加爾佈雷思晚年力作，是對其名著《豐裕社會》觀念的補充修正。）
• 《新工業國》（1967年）
• 《經濟學與公共目標》（1973年）
• 《不確定的年代》（1976年）
• 《一個永久開明人士的記述》（1971年）

　　還有《經濟發展》、《經濟學、和平與歡笑》、《神秘的貨幣》等。同時，加爾佈雷思對一些經濟學前輩——亞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術語的貢獻和為政治經濟學奠定的基礎，卡爾·馬克思影響深遠的不同觀點（加爾佈雷思承認，馬克思並不是他經濟學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但任何學者都不能忽視馬克思的存在），托爾斯坦·凡勃倫傲慢、獨特的觀點，以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對西方經濟學和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有著自己看法的一些文章。2004年由霍頓•密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最新出版的小冊子《無罪欺詐的經濟學分析——我們這個時代的真相》就是其中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