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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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巴頓(John Barton，1789—1852)英國經濟學家

　　約翰·巴頓生於倫敦薩瑟克一個公誼會教徒的家庭。他是個遺腹子，後在外祖父家長大成人。他的兄弟伯納德說他具有“精確地論證的才能”。

　　約翰·巴頓象他的父親一樣，不是一位英國國教徒。他父親參加了公誼會，支持它的反對奴隸的運動，以此表明瞭這一點。兒子則在1827 年9 月2 日退出公誼會，他聲明瞭一些觀點，認為拒絕對教會文付什一稅或不參加聖禮都是不正確的做法。正當成千成萬工人和他們的子女在工業英國的貧民窟里因饑餓或疾病象蒼蠅一樣死去的時候，約翰·巴頓必定沒有心思去參與敵對教派之間的神學上的爭論。當他在1811 年第一次結婚（對方是一位公誼會姑娘安·沃德勞夫·史密斯）時，在結婚登記上約翰·巴頓填寫為薩塞克斯郡奇切斯特商人。他從事的是什麼商業？我們不知道。但可以猜想他是一位煤炭商，象他的叔父安東尼·霍恩一樣。對他叔父的情況人們是知道的。後來他又自稱為自耕農；1831 年他的一個孩子受洗禮時第一次出現“紳士”這一稱呼。再其後，在寫給《標準》報紙的一封信中，他自稱是個地主。

　　約翰·巴頓肯定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他精通法文和德文，顯然還懂拉丁文。他遺留下來的一份手稿——以後還要談到——就包含有法文出版物的引語，以及用哥特體寫的從德國一瑞士報紙摘錄的引文。大約在他第一次結婚的時候，約翰·巴頓開始閱讀經典作品，作出摘要，學習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手持筆一支，幾乎每頁都做了筆記。”1814 年12 月，他著手寫《休謨的政治論文的批判分析》。1815 年4 月，他草擬了《政治題材安排概要》，顯然是為他自己今後的研究方向而寫的。不久以後，我們發現他研究如“資本與收入”、“資本與貨幣”、“公共支出增加對價格之影響”、“國民財富之進展與效果”和“戰爭與和平”等題村。1817 年當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出版的時候，約翰·巴頓寫了一封信給他，他在信中可能批判了李嘉圖的利潤學說。這封信已經散失，但李嘉圖1817 年5 月20 日的覆信卻保存了下來。

　　第二年約翰·巴頓訪問了歐洲大陸，這可以從現存的一份1818 年7 月他在日內瓦手寫的筆記中推論出來。很可能也是在此時他到瑞士的其它地方如伯爾尼和施維茨去旅行，同時也去過義大利及法國南部。 1823 年12 月16 日，約翰·巴頓被選為倫敦機械學學會第一個常務幹事委員會的成員。據紀錄記載，當監票人報告會員當選人時已是凌晨三時，當選的共30 人，當時也出席的約翰·巴頓獲得268 票，最高獲票數為335 票，最低為103 票。在他當選以後迄至1825 年3 月7 日他停止會籍期間，約翰·巴頓在大約64 次會議中出席了51 次，同一期間參加了兩個有專門任務的小委員會的工作。 1827 年6 月前約翰·巴頓在斯托頓居住，這是在薩西克斯的奇切斯特西北約6 英里的一個美麗的小村子。這可以從他的《植物地理講話》一書的前言的日期看出來。這一演講的大綱早些時候曾對奇切斯特機械學學會會員發表過。同年約翰·巴頓與盧易斯的弗朗西絲·里克曼結婚（他第一個妻子已於1822 年逝世）。弗朗西絲後來為他生了九個孩子。1831 年約翰·巴頓被選入奇切斯特文學與哲學學會委員會。不知什麼原因，約在1833 年至1836 年間，全家從斯托頓遷至東利（漢茨）。在東利（漢茨）約翰·巴頓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顯然精力稍見衰退。

　　1839 年他發表了兩個短篇，其中第一篇包含對英國南部動植物的生動描繪，對仙人環蘑菇起源的評論，以及關於他自己栽培蘭花的方法。第二篇是以三個友人對話的方式對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作了半認真半幽默的評價。1842 年爆發的猩紅熱流行病奪走了弗朗西絲·巴頓和他的一個幼女的生命，約翰·巴頓第二次成為鰥夫。他的孩子最大的僅十三歲，只好托給弗朗西絲的妹妹約瑟芬·里克曼撫養。在1844 年間約翰·巴頓在伍德布里奇晤見愛德華·菲茨傑拉德，伯納德的家在這個地方。不久以後，愛德華·菲茨傑拉德訪問了東利，他對這一“明智、禮貌和親切的家庭”印象很深。他在1844 年9 月17 日寫信給約翰·巴頓介紹他的朋友約翰·艾倫（後來是薩洛普的主教）時談到這一點。1847 年12 月20 日約翰·巴頓當選為倫敦統計學會會員，但他準備提出宣讀的論文《穀物價格對死亡率之影響》未被接受。但是，1849 年4 月 16 日，他對學會宣讀了另一篇論文，論《土地分成小塊對英格蘭與威爾斯人民道德及物質福利的影響》，這篇論文刊登在1850 年2 月學會的學報上。約翰·巴頓於7 月退出學會。約在1851 年某個時候，或是1852 年初，約翰·巴頓突然中風，全家被迫遷住奇切斯特，以便就醫更為近便。但不幸，醫療條件不夠充分。他不久逝世，《紳士雜誌》隨即刊登了以下通知： “約翰·巴頓先生於1852 年3 月10 日在奇切斯特逝世。他是奇切斯特儲蓄銀行、蘭克斯特裡恩學校和機械學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在機械學學會與哲學學會合併之前，他一直是前者的司庫。多年之間，他常在學會發表演說，內容通俗，顯示了他的才幹。”死者葬於漢茨的羅蘭茲堡紅山的浸禮會教堂庭院內。

　　約翰·巴頓的文章文體優美。他將統計數字和演繹分析巧妙地結合起來，並援用古今歷史事實使文章生動活潑。他的文章寫於不同時期，涉及不同題村，然而貫穿其中的思想卻具有不同尋常的一致性和深度。那麼，在十九世紀的學者中為什麼他卻不能占有一席地位呢？

　　首先，他比李嘉圖、馬爾薩斯、穆勒、圖克和托倫斯這些人年輕。這從一開始就使他幾乎不大可能和這些知名人士平起平坐。

　　其次，他不住在倫敦。這或許使他不能和其他作者頻繁接觸。

　　第三，他似乎是一個謙遜的人，這是由於他的秉性和教養所致。而這種性格自然無助於一個人的成名。然而，更為重要的無疑是由於他批評了自由貿易主義。李嘉圖、馬爾薩斯和他們的朋友們相信持久的繁榮有賴於遵守幾條簡單的法則，如“財產的安全”，“開支低的政府”和“貿易自由”。約翰·巴頓在文章中，特別在他的有關《穀物法》的論文和他致《標準》報紙的信件中，他揭示了這一學說的荒謬之處。要是邏輯就足以使某一論點站不住腳，則關於自由貿易的侈談當時當地就會停止，但是，單靠邏輯從來不能辦到這一點。當約翰。已頓寫這些論文時，三個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正在由 “工業界的首腦”移殖和發展，在某一意義上說，這是個偶然的環境，使得大不列顛國政府儘管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在國內經濟方面仍能取得發展。但是，把明顯的經濟發展歸因於自由貿易的原則，沒有比這更便當的事了。　　

　　約翰·巴頓到了晚年必定已經認識到，他在與自由貿易學派的爭論中不能取得勝利。這或許就是為什麼在他寫給《標準》的幾封信中表現出明顯的無可奈何的情緒的緣故。而且，在1850 年以後對他的作品給予註意的人確實很少。人們只有從歷史的角度才能正確估價約翰·巴頓對資本主義經濟所具有的透視能力。圍此，當李嘉圖經濟學及其涉及社會學方面的一些虛飾論點在過去50 年間大部分都已消失其吸引力時，約翰·巴頓的分析在今天卻顯得更為有效和更成為人們議論的主題。他的關於《穀物法》的論文的某些段落今天讀起來，實際上就好象是預言性的警告。

　　 有理由相信首先讀到約翰·巴頓的《論影響》的人當中有一個是威廉·赫斯基森，當時是奇切斯特議會成員。但是對這篇論文最初發表出來的評論是來自麥卡洛克和馬爾薩斯。麥卡洛克的意見發表在《愛丁堡評論》上。它提出了一些對論文不利的意見，但沒有多大根據。約翰·巴頓的壓倒性反駁見於他的《探究》（1820 年）一文的跋中。馬爾薩斯的印象概括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一版的一條腳註之中。它提到“巴頓先生寫的一本有關工人階級狀況的有獨創性的小冊於。”④ 這條腳註帶來了很重要的影響。當時李嘉圖期待馬爾薩斯的著作出版已有數年，所以此書一問世，他便熱心閱讀，併在此時回憶起他與已頓的通信。巴頓關於機器對勞動需求和對工人階級的影響所發的議論對他來說比之三年前更有說服力得多。因此李嘉圖不僅承認巴頓的論文“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材料”而且大大改變了他自己關於機器對勞動需求影響的意見。如人所知，這結果便是他的《原理》的第三版（1821 年）增加了新的一章《論機器》。李嘉圖承認約翰·巴頓“關於固定資本數量增加對工人階級狀況的影響問題採取了正確觀點”並引用了《論影響》一文中的有關部分，對此麥卡洛克深感沮喪。

　　在歐洲大陸上，西斯蒙第以很大的興趣閱讀了《論影響》與《探究》，在《立法與政治經濟年刊》上給予了好評。西斯蒙第在他的評論的開頭寫道，“雖然這兩篇論文的發表時隔三年⋯⋯，而較早的一篇是在五年前發表的，我們相信，我們應當讓讀者註意這兩篇論文。我們最近才收到這兩篇文章，第二篇可以看作是第一篇的繼續，大陸上知道它們的人不多，它們應當受到更大的註意。”很自然，約翰·巴頓後來很樂於提及這篇評論。西斯蒙第同時提及兩篇論文是對的，因為它們緊密相關。約翰·巴頓在他的第二篇論文的前言中寫道，“在《論影響社會上勞動階級狀況的環境》一文中，作者幾乎在三年以前就企圖指出在政治經濟學有關窮人狀況的某些論述中，有一些公認的意見實際存在著重大錯誤。在那篇文章中所採取的觀點主要是理論上的。但是，西斯蒙第作為經濟學家，在英國不是那麼為人所知，他的意見沒有產生多大效果。李嘉圖去世以後，他對他的自信的門徒可能具有的權威必定已經消失，因為麥卡洛克在他的《政治經濟學原理》（1825）一書中，又恢復了與約翰·巴頓的論爭。後來，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文獻》（1845 年）中，麥卡洛克警告說，巴頓的“敘述與推理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可靠”，雖然他也同意要為“身強力壯的窮人”亦即失業者作出一些規定。同時，在馬爾薩斯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第二版中原來提到巴頓的《論影響》之處都神秘地消失了。馬爾薩斯本人是在1834 年去世的，而他的《原理》的第二版則在1836 年出版。但如果馬爾薩斯曾明白表示要保留這條腳註，則他的執行人未必會取消它。更為可能的是馬爾薩斯自己划去了這條註釋，或者他要求別人把它劃掉。

　　1830 年和1833 年約翰·已頓發表了他的論述《人口的過剩》的論文。他指出大不列顛人口的迅速增加已經產生了一個新問題，即保證食物的充分供應問題。他問道，如果整個歐洲糧食歉收，會出現怎樣一種局面？他回答道，“肯定，如果我們每年要多喂養20 萬張嘴巴，而糧食的生產增加甚少或者是沒有增加，那麼，過剩的人口遲早會因饑饉或瘟疫而遭滅亡。”補救之策何在？“為了避免這一威脅性的禍害，或許可以由馬爾薩斯或他的門徒鼓勵人們在締結婚姻時要更加謹慎，以防止將來人口的過分增長。毫無疑問，要使每個人在心中形成一種強烈的印象，即他的責任是要在有力贍養妻子和家庭時才能結婚；但是，要依靠這樣一種緩慢的作用去尋求擺脫災難的安全是完全徒勞的。”作為直接解決失業問題（因為這是當時的問題）的辦法，約翰·巴頓建議由政府負責向殖民地移民。他悲嘆“大多數政治經濟學家僅僅註意影響財富積累的環境，只是抽象他說明這個問題。他們不僅忘記財富並不等於幸福，他們甚至不考慮分配財富的方式。”幾乎無需解釋，他所談到的政治經濟學家是李嘉圖和馬爾薩斯的門徒。約翰·巴頓在他的關於《穀物法》的論文中，與反穀物法同盟的理論家們發生爭論。這給予他一個機會去構想資本主義經濟的比較完整的理論。他再次強調了他與馬爾薩斯之間的分歧，井攻擊那種認為不幸失業的人可以很容易在其他工業中找到工作的空洞理論。他問道，“那麼，是否認為一個在薩塞克斯的無人雇佣的拉犁的農夫可以前往曼徹斯特找到一個棉紡工人的工作呢？⋯⋯只要稍微註意一下事實就會看到，一個人口過剩的地區，除非採取殘酷的滅絕辦法，是難以減輕人口的過度負擔的。”在同一篇論文的另一處，當談到人們討論經濟問題的方式時，他又說，“研究這門科學的某些當代教授的文章不僅無用，而且肯定有害；因為它們會使讀者的理解庸俗化，而且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在讀者心中植人錯誤的觀念。”馬爾薩斯的感情必定因此受到傷害！

　　對巴頓論《穀物法》的文章說過幾句好話的是L.R.維勒梅博士，見於他的關於法國北部紡織工人狀況的報告。維勒梅受法國道德和政治科學院之托寫了這份報告。他說巴頓是提出了統計數字說明穀物的低價對工人階級有害的唯一的作者。他提到的是巴頓的如下論點：當穀物價格下跌，使得地主種植穀物無利可圖時，農業勞動者被閑置起來，由於生計無著，死亡卒升高。另一處提到這一論點的是1846 年2 月16 日在倫敦統計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它的作者成廉·法爾企圖證明巴頓的論點錯誤，這一點使以後學會的委員會拒絕巴頓宣讀同一題目的論文一事顯得更為重要。

　　約翰·巴頓的《論影響》曾在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中幾次提到。馬克思雖然贊揚已頓對流動資本轉換為固定資本的分析，但他似乎忽略了巴頓學說的許多重要方面，以及他後來所寫的論文。在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一書中是饒育興趣的一段，在這段文章中提到李嘉圖曾經承認，他在巴頓的影響之下，修改了他的關於機器對勞動需求的理論。李嘉圖是在受到巴頓的影響後這樣做的，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李嘉圖自己從來沒有用這麼多字承認這一點。是巴頓自己在論《穀物法》的文章中指出這一點。因此，人們不禁懷疑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為什麼沒有提到上述論文。在以後的三十年間，似乎沒有人對約翰·巴頓的著作給予多大註意。只有埃德溫·坎南，曾在他的《生產與分配學說》（1894 年）一書中引述了《論影響》一文，井簡單述及巴頓與馬爾薩斯之間的爭論。從此，又沒有人再提起巴頓的著作。到帕爾格雷夫的《政治經濟學辭典》出版，書中有一條由斯蒂芬·鮑爾署名的註釋才又提到巴頓的著作。不久以後，經濟學史及歷史的研究者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1934 年）中讀到一篇由W.H.道森寫的關於巴頓的很好的文章。大約與此同時，巴頓的《論影響》在巴爾的摩重印，由 J.H. 霍蘭德寫了一篇頗有興味的介紹和註釋。

　　約翰·巴頓的經濟著作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論文。

（2）致《標準》報的信。

（3）各種手寫的筆記和感想。本集包含了九篇論文——其中兩篇是在身後發表的——以及二十三封致《標準》報的信。這些筆記與感想，其中有一部分相當完整，事實上代表未完成的論文，都包含在倫敦經濟學院在1952 年所獲得的一份手稿內。

　　這份手稿除其它文章外，還包含了兩篇論文：《貨幣價值降低對情趣和文學的影響》和《人口增長和國家的力量》，這兩篇論文經學院同意後於1954 年和1955 年印出。現收在第二捲內。由於上述手稿中的其餘材料的整理和發表尚需時日，在此處只能簡單介紹一下這份手稿的內容。它是用對摺紙書寫的一捲，共有219 張，有1810 年水印。內中有一張約翰·巴頓自己準備好的目錄表。共有408 張編號的頁碼（有的沒有編頁碼）。約有五分之一的紙頁是空白的：作者在紙頁的一面書寫，而用空白的一頁書寫筆記。附在書後的是從《標準》報剪下的巴頓寫給編者的信；還有一封手寫的致編者的信，註明“未發表”。許多紙頁上都已註明日期，從而可能將它們分為兩類：1820 年以前和 1845 年以後。未註明日期的紙頁的位置、內容和手跡都表明它們中一部分寫於1820 年前，一部分寫於1845 年後。因此，在1820 年至1845 年間有一段間隙，說明可能還存在其它手稿。這本手稿的某些註釋顯然是為巴頓生前印行的一篇或幾篇論文所用。除在其中發現的其它題材外，以下幾篇引人註目：《李嘉圖先生的經濟和安全貨幣計劃》，《過度發行紙幣對黃金價格的影響》，《公共支出的增加對價格的影響》。但是，在其它題目下也很可能發現重要的經濟分析。價格和人口統計占了大量篇幅。後期手稿中的某些統計表是他人手跡，書法勁拔秀麗。約翰·巴頓在那一時期的書法顫抖無力，令人不禁猜測這是早期病患的徵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