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地而衰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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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相地而衰徵是春秋時期齊桓公任用管仲實施的一項土地賦稅改革，根據土地的好壞貧瘠征收不同的賦稅。是管仲經濟改革中的最主要內容，它實質上是以實物地租取代勞役地租，是對農業生產關係上的一次重大調整，從而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通過改革，齊國逐漸強大，成為春秋早期最為強大的諸侯國，而齊桓公也成為春秋五霸的第一個霸主。“衰(cuī)徵” 又作“ 衰政” , 見於《荀子· 王制》：“相地而衰政。”楊驚註曰：“政或讀為徵。”古政、徵通, 楊註是對的。《管子· 小匡》又作“相地而衰其政。”

　　“相地而衰徵”這一政策包括兩項內容：一是“均地分力”，二是“與之分貨”。 也就是說，在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的基礎上，即在“均地分力”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制，即實行“與之分貨”。每畝土地的租額，按土地的好壞和產量的高低，而有輕重的差別，就是“相地而衰徵”。管仲希望通過這種政策，調和生產資料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之問的矛盾。

　　“均地分力”，就是把公田(徭役田)直接分給各農戶去種(“均地”)，從而擴大了各戶所占有的份地數量(也有一部分公田安排新增的農戶去種)。私田與公田的界限被打破，都成了農戶的份地，都分散經營(“分力”)，實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這樣，改變了以往的共耕制，明確了勞動者的責任。勞動者的責任已明確，那麼如何調動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使他們承擔起這份責任呢?

　　為此，管仲又提出了“與之分貨”的措施。“與之分貨”就是按土地質量測定糧食產量，把一部分收穫物交給土地所有者，其餘部分留給生產者自己。其實質是改變以往的勞役地租制，實行實物地租的分成制。實行實物地租的分成制後，分租比例固定，多產多得。分租比例固定，豐年不增租率，不搞累進，可讓耕者多得一些(與提高租率相比)，以免增產增租會影響其勞動的積極性；歉年不降低租率，可促使耕者盡最大努力，以減輕天災的影響。只有將“與之分貨”與“均地分力”兩者相結合，才能真正達到增強勞動者的生產責任心，激發其生產積極性的效果。正如管仲所說：“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徵)矣。審其分，則民儘力矣。”“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是故夜寢晨起，父子兄弟不忘全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

　　管仲的“相地而衰徵”，取消了徭役田(公田)，把土地全部分配到戶，征收實物地租，不僅使勞動者擁有更多的對產品的支配權，而且勞動者對領主個人的人身依附關係比以前有所鬆弛，其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這實質上是對農業生產關係的一次重大調整，比過去的勞役地租制是一個歷史的進步，更能調動勞動者生產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但管仲這一改革只限於局部地調整生產關係，而不是廢除奴隸制生產關係，以建立封建制生產關係的一場革命。為什麼呢?因為中國的奴隸制並不是在管仲時才開始向封建制過渡的。管仲實行“相地而衰徵”所考慮的是，如何維護剝削耕種份地的農奴的封建領主制，是對封建領主制加以補漏救弊。當時的齊桓公已是一等封建領主，而不是奴隸主貴族，原先有份地而又共耕公田的勞動者，已是農奴，而不是奴隸。同時，管仲改革又沒有超越封建領主制的範圍而有所突破。他的改變地租剝削形式，還不是收取土地稅而承認私田的合法性，還不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在土地制度上進行一場大的變革(變領主製為地主制)。

　　儘管如此，就管仲所處的時代來說，他的“相地而衰徵”的改革意義還是很大的。它不但振興了齊國的農業，為富國稱霸打下了基礎，而且以實物地租取代勞役地租，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具有歷史性的進步，在當時各諸侯國的影響很大，加速了封建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對後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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