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預期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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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預期經濟學以存在自然率的假說和價格具有完全彈性，從而以所有市場及時出清的假定為前提來進行經濟分析的，提出了附加預期變數的總供給曲線，價格理性預期及經濟周期理論。理性預期經濟學積極地主張實行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主張政府應使有助於穩定經濟的且能加以控制的經濟變數維持在一定水平，可以通過改善和刺激勞動供給的政策措施來降低自然失業率。

　　理性預期經濟學主張理性預期假說，其在經濟學流派中被認為是新古典派經濟學第二代，即，以動態分析及理性預期假說為主要特征而與第一代分流，被稱為新古典派經濟學。

　　理性預期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出現的經濟學。它是從貨幣主義學派中分化出來的。

　　穆斯在《理性預期與價格變動理論》一文中首次提出。他假定：人們在進行預測時，總是以自己儘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為依據。這一假定被一些青年學者接受並傳播其理論。穆斯的理性預期假說理論在當時曾被用於金融市場動態行為的分析，但從未被作為巨集觀經濟動態分析的前提，所以對一般經濟思想並未產生廣泛影響。直至70年代，經濟學家盧卡斯發表了《預期與貨幣中性》一文，首先將穆斯的理性期假說同貨幣主義模型結合起來分析。之後，盧卡斯又和明尼蘇達大學經濟學家薩金特(Sargent)、華萊士(Wallace)等人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理性預期假說作了進一步闡發，同時把理性預期引入巨集觀經濟、模型，並且用於理性預期整個理論體系的分析，以盧卡斯為首的理性預期經濟學最終形成。

　　理性預期是相對”適應性預期”而言的，所謂適應性預期就是運用某經濟變數的過去記錄去預測未來，反覆檢驗和修訂，採取錯了再試的方式，使預期逐漸符合客觀的過程。而理性預期與這種適應性預期根本不同，它是指人們預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預期。這種預期之所以稱為”理性的”，因為它是人們參照過去歷史提供的所有知識，對這種知識加以最有效利用，並經過周密的思考之後，才做出的一種預期。正因為如此，這種預期能與有關的經濟理論的預期相一致。

　　主要代表人物有：羅伯特·F·盧卡斯、托馬斯·薩金特、羅伯特·丁·巴羅和尼爾·華萊士等。

　　理性預期經濟學的基本觀點是：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根據過去價格變化的資料，在進入市場之前就對價格做出預期，這樣，他們的決策是有根據的。市場會發生一些偶然情況，成為干擾因素，但可以事先計算它的概率分佈，因此可以選出最小風險的方案，以預防不利後果的侵害。例如在確定房租，債券利息，議定工資，規定供給價格時，都可把未來價格波動估計進去，訂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貨膨脹而降低實際收入。因此合理預期起了加速通貨膨脹的作用。同時，由於政府對經濟信息的反應不如公眾那樣靈活及時，所以政府的決策不可能像個人決策那樣靈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項穩定經濟的措施，都會被公眾的合理與其所抵消，成為無效措施，迫使政府放棄實行。因此，理性預期經濟學認為，國家干預經濟的任何措施都是無效的。要保時經濟穩定，就應該聽任市場經濟的自動調節，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所以，一般認為理性預期經濟學是比貨幣學派更徹底的經濟自由主義。

　　穆斯在《理性預期與價格波動理論》一文中，發展了適應性預期理論，首次提出”理性預期”理論。他假定：經濟信息是稀缺的，經濟體系不會浪費，而是充分利用了信息；預期形成方式主要依賴於描述經濟的有關體系構成；公眾的預期對經濟體系運行不產生實質性影響。

　　在上述假定前提下，穆斯提出其理論要點：

　　其一，理性預期是使廠商利潤最大化的預期，是人們有效地利用代價昂貴的信息後形成的，因而它是理性的，其結果與客觀的理論預測一致；

　　其二，理論預期是觀察到的過去經驗的規律性總結，它可以指導人們的經濟行為。由於它與理性預期結果一致，因而理性預期可以構成經濟行為的基礎。

　　其三，理性預期模型中存在隨機誤差項，表明廠商和經濟學家都不能無所不知地掌握一切信息，因而會對其產出行為發生影響；

　　其四，最主要之點在於，理性預期模型說明，規則的經濟政策不會對實際經濟行動產生影響。只有當經濟體系受到預料之外的衝擊時，才會使實際產量偏離其正常軌道。顯然，這一結論部分地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有效性。

　　穆斯的理性預期模型是理性預期理論的雛型，還存在明顯的缺陷與不足。70年代後，盧卡斯等人循著這一思路，提出了較為完整，系統的理性預期理論。

　　理性預期經濟學首先從分析方法入手，批判了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指出其存在的問題，並用自己的心裡預期方法取代或補充了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方法。理性預期經濟學認為，凱恩斯主義得分析前提是不現實的，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充分就業的假定前提並不存在。70年代後，全世界都產生了資源短缺和能源緊張的問題。資源的有限性和供給不是已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在這種情形下，資源閑置已不復存在，從而供給已經出現結構性變化，即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供給已無彈性，生產已達到潛在的水平，就業已達到自然就業水平，故總供給已達到最大限度。

　　第二，量分析方法過於一般化，沒有考慮微觀因素，凱恩斯主義的總量分析側重於政府干預對國民經濟總體的影響，沒有考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公眾對經濟政策的反應。因而，依據這種分析方法制定的經濟政策也就不一定正確，並不能發生應有的效力。為此，理性預期經濟學認為，要用微觀分析補充一般巨集觀分析的不足，並建立一種微觀和巨集觀相結合的分析方法。

　　第三，用總量分析方法所建立的巨集觀經濟模型沒有考慮”個人決策”的作用，理性預期經濟學認為，個人決策的作用是與人們對經濟形勢的預期有關。因此，個人決策對經濟活動的變化有決定的影響作用；而個人決策依賴於人們的理性預期，所以，公眾的理性預期是影響客觀經濟變化的一個主要因素。理性預期就是要利用這種公眾的理性的心理預期方法，來考慮產量，就業量與價格總水平的決定及變動。

　　理性預期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微觀分析與巨集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理性的心理預期方法，具體反映在理性預期理論的分析前提中，即理性預期的三個基本”假說”：自然率假說，理性預期假說和貨幣中性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