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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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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幣政策

  法幣政策是國民時期廢止銀本位制、採行紙幣制的一次幣制改革。該政策實行於1935年11月4日,主要內容是: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銀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所發行的紙幣法幣;禁止白銀流通,並將白銀收歸國有,移存國外,作為外匯準備金;規定匯價為法幣一元等於英幣1先令2.5便士,並由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由於最初英國推動施行,改革使中國成為英鎊集團的附庸。法幣政策雖有其積極意義,但總的來說它是一次失敗的改革。

法幣政策的實施背景

  1.長期紊亂的貨幣制度迫切需要改革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隨著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和本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本來就不統一的貨幣制度,變得更加複雜化了,到三十年代還是多種不同的銀兩、銀元、銅幣和形形色色的紙幣並行流通,嚴重阻礙了商品交換貿易的發展。清王朝和北洋軍閥等歷屆政府,雖有過改革的設想卻未付諸行動。國民黨政府成立後,改革幣制已迫在眉睫。1929年,中國曾聘請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凱未爾教授率一批專家來華,幫助國民黨政府討論制定了《金本位制條例草案》,但因當時的歷史條件不具備而未實現。

  中國在實行法幣政策以前,一直是銀本位國家,銀兩和銀元是貨幣的主體,銀兩是中國幾千年的貨幣制度,以白銀重量計值,以兩為計算單位,故稱銀兩。但銀兩的成份極為複雜,使用也很不便,所以,到後來只作記賬單位而不做為貨幣到市場流通了。銀元是一種鑄幣,有一定的模式、重量和質量,較銀兩使用方便,是由墨西哥輸入的;光緒年間,中國開始自鑄,到民國時代,已成為全國通用的銀幣了。為了統一幣制,國民黨政府在1933年4月6日,公佈了《廢兩改元》的訓令。訓令規定:“自四月六日起,所有款項之收付及一切交易須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凡手中持有現銀或銀兩者,可請中央造幣局代鑄,也可將銀兩拿到中、中、交三行兌換銀幣使用。兌換率為一元銀幣等於規之銀七錢一分五釐。銀兩的廢止,完成了對幣制真正而有效的簡化工作,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併為法幣政策的實施掃清了障礙。

  2.白銀外流、金融緊縮和經濟蕭條的現狀

  美國高價購銀造成中國白銀外流,金融緊縮和經濟蕭條,迫使中國必須放棄銀本位而謀劃新的改革。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大危機,美國為了轉嫁危機和壟斷世界金融,其要點是放棄金本位,使美元貶值,貨幣準備金改“金三銀一”,為達到這一比例,就得高價購銀十三億銀元。這樣,它在金銀的儲備量上,均可居世界首位,即可“實現壟斷世界金融之大權,藉以執世界盟主之企圖”,又可刺激用銀國的購買力傾銷它的過剩商品,擺脫經濟危機。美國的高價購銀,促使銀價暴漲,如倫敦的銀價1935年5月已上升到每盎司為33.75便士,遠遠超過了1929年1月每盎司為26.25便士的水平;紐約的銀價,亦由1933年3月的每盎司27.50美分升為1935年的每盎司74.69美分3。銀價的上漲為投機家們造成了牟取暴利的良機,一時間投機商、冒險家趨之若鶩;外國在華的銀行家更甚,他們用輪船甚至兵艦裝運白銀出口,僅1934年就達25,600餘萬元。其中八月份最嚴重,高達7,900餘萬元,僅8月21日這一天,單匯豐銀行就交英國輪船“拉浦倫號”從上海運出白銀1,500萬元。為了遏制白銀外流,國民黨政府於1934年10月15日開徵白銀出口稅和平衡稅,但因走私猖撅,效果甚微。儘管1935年白銀正式出口數減至5,90O餘萬元,但加上大量走私出口,仍接近兩億元。

  白銀大量外流造成嚴重惡果:一是人心浮動,在京、津等大城市,相繼出現白銀擠兌風潮,迫使許多銀行停業或倒閉;二是由於美國商品廉價傾銷,造成中國貿易嚴重入超;三是由於白銀大量外流造成通貨緊縮,物價跌落。僅以上海為例:1932年跌11.4%,1933年跌7.7%,1934年跌6.5%,1935年跌0.74%,總共1935年比1932年下跌23.94%。由於物價下降導致商業蕭條,金融恐慌,工廠倒閉,整個國民經濟陷於崩潰的邊緣。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銀行停業,資本額達2,700萬元;9家錢莊倒閉,資本額達210萬元;工廠倒閉共達238家;改組的839家;全國主要工業營業額大為下降7。財政金融是國家政權的重要支柱之一,為了鞏固國家政權蔣介石政府必然放棄銀本位而謀求新的改革。

  3.政局的變更

  國民黨履行幣制改革的另一主要原因是30年代政局的變更,進一步說,就是防範日本擴展對中國侵犯的戰略須要。"九.一八"事變後,舉國震撼,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大舉侵華只是早晚的事情。固然蔣介石政府強調"攘外必先安內",將重點放在剿滅紅軍上,但對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犯之勢也不能不有所籌備。一旦雙方開戰,較量的不僅是軍事上的實力,也是經濟上的實力。能否在短時光內有效地調集全國的資金與物質,能否經受住長期的戰鬥損耗是極為要害的。而法幣改革則有利於從財政上進步政府的運作實力,有利於公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劑和改變。

法幣政策的主要內容

  1935年11月3日,國民黨政府頒佈了《財政部改革幣制令》。財政部長孔祥熙發表了宣言,開始實施法幣政策。法令分六條,要點有四個:

  1.規定鈔票發行權

  佈告規定“以中央、中國、交通(1936年又增加了中國農民銀行)三銀行發行的鈔票為法幣。”其他銀行發行的、現在正流通市面的紙幣,逐漸以中央鈔票換回,停止使用。 規定法幣,

  2.廢除銀本位制

  規定中央、中國、交通等行的鈔票為法幣。所謂法幣,就是國家規定的一種還債工具,債權人不得拒絕收受。國內“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偷漏。”凡銀錢行號,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幣生銀等類者,應即兌換法幣使用。

  3.白銀收歸國有

  實行白銀國有,作法幣準備金。佈告規定:“法幣準備金之保營及發行收換事宜,設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辦理,以昭確實而固信用。”凡銀錢行號,商店及其他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幣和銀類者,均必須交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或指定之銀行兌換法幣。“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準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把全部白銀收歸國有,作為法幣的準備金。

  4.規定匯價

  規定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佈告規定:“為使法幣對外匯價按照目前價格穩定起見,應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8根據中國貨幣近五年來對英鎊的平均匯價規定,法幣一元等於英鎊一先令二便士半。法幣本身無法定的含金量,也不能兌換銀幣,但還不能算一種純紙幣制度,而是一種金匯兌本位制,因為它可以自由買賣外匯。“以外匯為本位,信用由外匯的價格決定,這是法幣的買辦性的基本特點。9中國的法幣同英鎊的匯價發生了固定的聯繫,說明它已被納入英鎊集團了。

  法幣政策的實施對英國是有利的,為了進一步控制中國的貨幣金融,英國對這次幣制改革給予大力支持。英駐中國公使賈德門對英國僑民發了一個通告說:“為了推行中國頒佈之命令,……凡住在中國之境內英籍法人或個人,如以現銀償還全部或一部之債務者,應以違法論。”11月17日,英國的匯豐、麥加利等銀行,首先無條件答應交出幾千萬元的白銀。這是英奪取中國貨幣權以後,對幣制改革表示的贊許和維護。

法幣政策實施的積極意義

  法幣改革在中國曆史上有不容忽視的正效應。它結束了我國貨幣史上千百年來極為混亂的落後的狀態,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乃至促進了我國商品經濟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從當時的效果看,法幣改革促進了經濟發展。具體來說:首先,它統一了全國的貨幣,有力地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第二,由於法幣與現銀脫鉤,中國的貨幣就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響,並且由於法幣與英鎊掛鉤,可以到世界市場去流通——這有利於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和國際收支平衡;第三,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兌換法幣一元,但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60%可兌100%的法幣,這樣,紙幣的流通量就增加了,後來法幣又逐次增發,這些都緩解了從前通貨不足的局面,使物價開始回升,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變得有利可圖進而刺激了商業的繁榮和工業生產的發展。諸多現象表明,法幣改革後,情況一直朝著對中國經濟和其他國家在華利益大有好處的方向發展。

  從長遠方向考慮,法幣改革提供了一種新的貨幣制度,這種貨幣制度是進步的,它是中國經濟向現代化方向發展過程中不可跳過的一環。相對於舊的貨幣體系和貨幣制度,它能夠更深、更廣、更多層面的發揮對經濟的調節作用──這也是現代經濟的特征之一。

  同樣基於長遠考慮,法幣改革對中國抗戰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第一,幣制改革後,國家以法幣收兌了民眾手中及社會各方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這是一種強有力且有效的資金集中手段,便利了國家在戰爭全面爆發後最大限度地掌握調度現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之用。第二,法幣發行之初規定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機構中無限制買賣外匯,抗戰爆發後,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大量搜羅法幣然後運至上海、香港去套取外匯資金,再以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侵華戰爭所需的軍用物資。面對這種情況,國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的規定,結果有利地打擊了日本利用法幣套匯的陰謀,造成其資金方面的困難。這種政策的調整是銀元等硬幣流通時所做不到的。第三,抗戰開始後,資金開始向內地後方流動,資金的內流使大後方銀行的存款增加、財力充實,從而使其擴大投資、放款成為可能。這使得內遷的企業可以迅速恢復生產,復工的企業可以擴大生產,新建的企業可以順利投入生產,於是各種民用工業、交通運輸業發展起來,為抗戰取得最終勝利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如果沒有幣制改革,資金不可能充裕、順利地流向內地,大後方的經濟也很難經得起長久的戰爭考驗。

  在回顧艱難的八年抗戰史時,人們往往最終以“中國人民是不可戰勝的”一言概括之。固然,這種民族的韌性是抗戰取得勝利最本質的和潛在的因素,然而墨守這一“定論”則會忽視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諸多方面的因素,必不利於我們從歷史中獲得經驗。只有全面、客觀地評價歷史事件才可從中獲得有益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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