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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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領導權（Cultural Leadership），又稱意識形態領導權

　　文化領導權就是指一定階級集團在思想文化、道德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等領域所贏取的對於整個社會的關鍵影響力。這一理論的提出是源於葛蘭西對東西方國家市民社會的差異性研究，它揭示了東西方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應採取的不同鬥爭方式。

　　1.文化領導權的理論基礎

　　市民社會在西方，市民社會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的亞里士多德，到了葛蘭西這裡，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他通過對市民社會的研究提出了“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的重要公式，由此得出了市民社會不再單純代表傳統的經濟活動領域，而代表著從經濟領域中獨立出來的與政治領域相併列的倫理文化和意識形態，它既包括政黨、工會、學校、教會等民間社會組織所代表的社會輿論領域，也包括報刊、雜誌、新聞媒介、學術團體等所代表的意識形態領域。簡言之，就是代表社會輿論，向人們傳播本階級的價值觀體系，從而獲得廣大民眾的支持和認同。在他看來，市民社會就是統治階級用非暴力手段擴大和強化其權利的領域。國家政權機關通過制定和傳播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從而實現對市民社會進行“精神和道德的領導”，獲得被統治階級對“合法”統治的認同，構築起統治階級對從屬階級的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2.文化領導權的實現主體

　　有機知識分子葛蘭西把知識分子劃分為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兩個部分，傳統知識分子是維護舊統治的社會集團，而有機知識分子是對無產階級社會結構起到一定維護作用的，擁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和道德觀念的社會集團。他認為，知識分子是構建黨的領導和群眾實踐經驗之間的橋梁，是實現文化領導權的中堅力量，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有機知識分子集團，傳播自己的意識形態，掌握文化領導權。一個階級要想最終獲得領導權，就不能凌駕於群眾之上對群眾進行指導，而是要以促使全體民眾，特別是無產階級普遍的文化啟蒙為己任。他指出：“無論如何，只有在知識分子和普通人之間存在著與應當存在於理論和實踐之間的統一同樣的統一的時候，人們才能獲得文化上的穩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機性質。也就說，只有在知識分子有機地成為那些群眾的有機知識分子，只有知識分子把群眾在其實踐活動中提出的問題研究和整理成融貫一致的原則的時候，他們才和群眾組成一個文化的和社會的集團。”

　　3.文化領導權的實施戰略

　　陣地戰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與西方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失敗形成的鮮明對比和反差使葛蘭西認識到，東西方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應採取不同的革命方式。因為，當時的俄國是高度集權的國家，“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於原始狀態，尚未開化。在西方，國家與市民關係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市民社會結構立即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後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即使西方的無產階級通過暴力革命取得了勝利，奪取了政權，但市民社會作為政治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中介層面，還是會通過合法的文化領導權強有力地支撐著社會和國家。由此可見，在西方必須採取與東方國家運動戰不同的陣地戰。所謂陣地戰，就是指在資產階級掌握文化領導權的國家，無產階級要堅守自己的文化真諦，建立自己的文化組織和文化團體，教育無產階級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和覺悟，從而首先在文化領域奪取對資產階級的勝利，最後再奪取整個國家的政權。

　　綜上所述，“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一）；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一如既往的‘領導’。”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文化基礎做支撐，那麼這個國家的人民是渙散的，政權是不牢固的，只有通過文化領導權把廣大人民的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才能確立“合法的”統治，才能確保國家的穩定和繁榮昌盛。

　　雖然源自對俄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深入思考，但葛蘭西的領導權理論並不同於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因為這裡的領導權不僅關涉政治的支配權，還有意識形態的支配權。為了回應法西斯在義大利如日中天而西方革命逐漸退潮的危機，文化領導權給出了一條打破意識形態和階級之間的經濟關聯，建立起一個由異質性的經濟群體組成的穩健的社會集團，通過形成大眾意志而贊同建立領導權的道路。可以說，文化領導權就是“民族－人民的”集體意識不斷輻射的過程。然而，儘管從提出到葛蘭西逝世時期，文化領導權作為一種鬥爭策略在政治層面上並未收穫實質性進展，但它卻在文化和意識形態意義上被拓展而獲得質的深化。

　　葛蘭西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突破在於，其將文化構成或文化空間視為一個可以進行積極爭取和干預的領域。贊同認可、自覺服從、自動融入、築成堡壘，葛蘭西對於文化權力在國家和社會進路中的深刻描述，以及其理論本身所體現出的實踐性、批判性、開放性品格，使得文化領導權在文化研究領域獲得理論意義上的繼承和延伸。20世紀70年代，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概念被引入英國文化研究中，帶來了對大眾文化的重新思考，被稱為“葛蘭西轉向”。約翰·斯道雷認為，受領導權理論啟發而重新闡述的大眾文化，超越了先前“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片面性，既不是一種本真的工人階級文化，也不是一種文化工業所強加的統治性文化，而是兩者之間的一種談判的場所，“它是來自下層的力量和來自上層的力量的混合，是充滿矛盾的：既有商業性，也有本真性；既是結構，也不乏能動性；既是霸權，也是對霸權的反抗。”與此相對應的一個變化是，文化研究的著力點不再是由文化工業所提供的文化商品，而是大眾在文化消費行為中消費這些東西並製造意義的過程和方式，是日常生活的活生生的文化中的意義。文化並不是某種早已製造出來為我們所“消費”的東西，而是在多種多樣的文化消費，即“使用中的生產”實踐中被製造出來的東西。同時，由於對文化的闡釋始終是一定政治空間和教育語境中的實踐，因此從馬克思那裡繼承而來的“葛蘭西式的立場”也始終堅持在能動性與結構之間，在生產和文化消費之間的辯證運作。

　　葛蘭西文化領導權理論的另一重要價值就在於它首次將大眾文化置於國家活動領域的中心。斯圖亞特·霍爾認為，在大眾文化創造和傳播的過程中，存在許多不同的思考方式、使用方式，他稱之為“關於領導權的具有巨大生產性的隱喻”。文化領域的標誌即在於，“以為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和特定的社會利益，努力對文化文本進行接合/表達、解接合/表達和再接合/表達。”［文化機構及其行為和過程在這其中至關重要。“國家是調和文化機構和階級關係的主要力量之一，將它們納入特定的格局並總合進一種特別的支配戰略中去。”雖然在文化權力模式的變化過程中，國家所發揮的文化作用並不是簡單地、直線性發展，國家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在不同發展階段也有不同的組織方式，“但領導權越來越依賴於國家擴大了的文化作用(即葛蘭西所擴展了的國家理論的要點)這一總的趨勢是不容置疑的。”

　　新時期、新階段以揚棄的眼光重新審視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對於加強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奪取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進行順利改革具有重大啟示意義。

　　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這個擁有者悠久歷史、眾多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正不斷的發展壯大，綜合國力不斷提高。然而這看似繁榮發展的背後卻存在著許多問題，與我們全球第二的國內生產總值不相適應的是我們滯後的政治文化發展，曾經輝煌的中國在經歷復興之時，卻無法再找到可以作為本民族精神支柱和對外傳播的精神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顯然不能再適應當今中國社會，成為精神支柱。

　　新中國成立之際，我們說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選擇，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取得了革命成功，更重要的是指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其共同富裕以及人民當家做主的思想廣為人民所接受和贊同，也就是說新中國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情況下選擇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更為直接的原因還是在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文化領導權”。

　　因此，對於當今中國社會來說，要取得改革的成功，解決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提高政府的受信任度，就是要我們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取得“文化領導權”。這不僅僅是黨和政府的需要，更是人民大眾的需要，因為它需要知識分子融入人民當中，做到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從大眾中汲取營養，提煉符合社會發展規律和人民利益的先進文化。由此可以看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獲得“文化領導權”的過程，其實也是整合社會變革、人民生活，促進社會發展過程。

　　文化領導權理論使得國家統治力量需要關註和探討如何把一系列占統治地位的價值、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形式整合進一個領導權計劃之中。隨著個體被結合進消費社會和政治權力，文化領導權往往意味著把個體綜合進一種共用的共識。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文化領導權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論價值需要通過可謀劃、可推進、可預期的路徑而獲得其現實意義。

　　（一）重視和把握主流意識形態，確保文化統領

　　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是一項長期性的事業，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主流意識形態和主導文化具有事關全局的戰略性作用。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內容。主流意識形態和主流文化不僅對於維護政權穩定性意義重大，在對外的影響力和對內的凝聚力方面也凸顯出作為一種軟實力的重要作用。軟實力是一種“使他人想你之所想，欲你之所欲”的實力，美國學者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這種左右他人意願的能力與文化、意識形態以及社會制度等無形力量緊密相關。在全球化時代，文化軟實力逐漸成為影響國際關係的重要力量。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文化軟實力是文化領導權擴大化了的現實結果。“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在當下，要確保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統領，走出更加堅定有力的文化發展步伐，就需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公報指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精髓，決定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從國家－文化層面來說，這一統領性的指引即是對文化領導權的一種現實闡釋。

　　（二）加強和改進新聞輿論工作，強化文化引導

　　電視、廣播、電影、新聞、出版等文化領域和文化機構，是國家重要的文化輿論工具，而輿論工具是使一套特定的社會文化關係制度化的關鍵。在輿論的現代關係中，一般而言，存在兩種不同的、簡單化的“公眾”：一個是為數不多的“精英公眾”，這一群體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數量而是因為其權力和影響力的戰略本質；另一個是“大眾公眾”，他們憑藉其純粹的數量優勢來彌補其影響力的不足。對於這兩種文化類型的關係處理，就成為新聞輿論工作中配置資源、解決問題的重要內容。“精英”新聞界通常嚴肅而有力，“大眾”新聞界往往娛樂而瑣碎，但二者並非相互排斥、極端對立，它們各有不同的文化價值和表徵，也在不斷的變化和重組中走向新的綜合。

　　在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進程中，隨著文化關係的調整和文化實踐的推進，新聞輿論工作越發要求文化引導的強化和文化服務的深化。在現實領域，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都必須尊重主導文化的權威和規範。新聞輿論在犯罪和暴力、醜聞和潛規則、轟動性消息和逸聞趣事等“眼球經濟”引起大眾關註的同時，更應通過自身作為價值代表的媒介來反映公共趣味和價值，確立社會的道德標桿和行為規範。也就是說，要教育、控制、引導和塑造大眾趣味和觀念，使之趨向“高尚的事物”，維護傳統價值和尺度。

　　（三）參與和擴大文化公共領域，實現文化共建

　　公共領域關涉的是我們如何在公共場合進行理解，尤其是我們如何相互協商談判彼此的差異以及決定共同的目標。也就是說，公共討論是這一領域的主要形式。就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文化領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目標而言，公共討論在兩個主要的意義上可以從文化的角度進行思考。首先，公共討論本身是文化的，這由社會的共同語言、知識、信仰等等加以保證。此外，參與公共討論，不管這種參與是誠實地進行還是帶著有意的或是無意的結果，都是一種公民權利。公共討論這樣一種文化意識的交流和碰撞過程，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文化領導權“分子式”的傳播過程。

　　公共領域並不等同於公共部門，在這裡進行的是公眾交往，其間充斥著關於權力和知識的話語。“市民社會”的人民大眾通過有效地參與理性批判和爭論的公共領域，就是在社會和文化經驗的基礎上形成自身的“公眾意志”。“公眾意志”雖然是被理解和被建構的，但會決定性地影響文化的狀況以及這種狀況的維持和變化潛能。因此，文化領導權的維繫和破壞與“公眾意志”休戚相關。而這也就意味著，在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中，積极參与和有效擴大社會文化的公共領域，使得積極的、理性的以及批評的、冷靜的聲音等等都能得到有序表達，我們的文化自覺、自信和自強才能有所依循，文化共建才能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