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忙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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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忙族（英文：working poor；西班牙語：trabajador pobre），也叫工作中的窮人，在職貧窮、工作貧窮、薪貧族、勤勞貧困階級、工作貧困階級、工作貧困階層、工作貧困者

　　“窮忙族”一詞最早出現在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指雖然有工作、每天忙碌但生活水平低下且難以脫離貧困的人。^[1]

　　窮忙族並非失業者，可能有人兼了好幾份差事，甚至全職受雇者都可能淪為既忙又窮的工作窮人。

　　大家可能認為窮忙族就是掙最低工資的就業者。這樣想並不妥，因為許多掙最低工資的就業者都很年輕，家庭屬於中產階級。他們雖然收入低，但居住條件並不差。而且，這一點也缺乏普遍性：僅有 36% 的最低工資就業者是青少年；42% 是年滿 25 歲的成年人。一些學者不把這部分群體納入考慮範圍，因為其中許多人是女性兼職就業者（就此推斷她們工作只是為了掙“外快”，而不是為了謀生）。全國低薪就業者中有 65% 都是女性，但如果篩選全職的、常年工作的低薪就業者，性別分佈情況就會大相徑庭：有60% 都是男性。最近(2022)，美國國會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多年來第一次切實提高了低薪就業者的生活水平。在此之前，最低工資額多年持續下降， 要想扭轉這個局面，我們仍任重而道遠。截至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大約 1700 萬就業者的收入與 1979 年最低工資的實際值持平或不及。不論如何定義窮忙族，我們都無法否認，他們的子女承受著更多的問題。除了家庭收入低，窮忙族還要想辦法解決上班期間如何看護孩子的問題。涉及多少孩子呢？1995 年，美國有 4% 的兒童屬於貧困家庭，家裡至少有一名常年工作的全職就業者。700 萬兒童（占兒童總數的 10%）屬於貧困家庭，能夠得到實物援助（比如食品券）， 卻沒有福利救濟。不出所料，窮忙族子女的數量增加了，因為界定窮忙族的標準放寬了。提到低收入勞動大軍，大家往往會想到漢堡製作工。服務業從業者的確屬於窮忙族，但其實各行各業都不乏低薪就業人員，他們的家庭生活水平還處於貧困線以下。1996 年，家政服務員（保潔員、保姆、廚師）的貧困率為 21.8%，而牙醫助理、酒吧招待員、理髮師、女服務員的貧困率為 13.2%，技工、裝配工、體力工的貧困率為 8%。^[2]

　　窮忙族的共同特點是：沒存款、不旅游、不外出吃飯、工作非常努力但生活極其艱辛。^[1]

　　日本勞動組合總聯合會的調查結果表明，80%的“窮忙族”對於將來收入增長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60%的“窮忙族”對於未來沒有任何期待和幻想，關於將來大多數持有悲觀的意見。^[1]

　　1984年，日本非正式雇佣的勞動者比率為15.3%，2004年這一比率上升到31.4%，在2016年則達到37.5%，往後呈逐年增長的趨勢。^[1]

　　日本國稅廳近年來（2019）的調查顯示，每四個日本人當中就有一個年收入不足200萬日元的“窮忙族”。^[1]

　　一項數據不容樂觀，2008年歐盟的“窮忙族”占勞動力總數的8%，而到了2017年，這項數據是9.6%。數據顯示，南歐和巴爾幹半島的國家“窮忙族”比例最高。羅馬尼亞超過了18%，希臘是13%，西班牙為12.5%。而富裕的北歐國家，比如芬蘭是最低的，僅有2.8%。^[1]

　　事實上，金融危機以來，歐洲已經採取了降低失業率的舉措，取得一定成效。2013年歐盟以及歐元區的失業率分別為10.9%和12%，達到峰值，而後逐年下降。2018年6月的數據顯示，歐盟和歐元區的失業率已經降低到了6.9%和8.3%，為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水平。^[1]

　　1996 年，大約 740 萬美國人有工作或想找工作，他們的家庭年收入低於政府規定的貧困線，其中 58% 有全職工作。與 20 世紀80 年代相比，窮忙族的數量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有所增加，因為當時受經濟的影響，高薪工作（尤其是對受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崗位）大量減少，低薪工作（特別是服務業零售端，其他行業也同樣）有所增加。^[2]

　　在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也出現了一批“窮忙族”。當時的時代大背景是，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導致很多企業破產，長期的經濟低迷致使大學生雇佣率降低，企業裁員率增高。派遣工、合同工、臨時工以及短期工等工資極低的非正式工逐漸增多。據統計，日本非正式雇佣的勞動者比率經歷了一個逐漸上揚的歷史過程。1984年，非正式雇佣的勞動者比率為15.3%，2004年這一比率上升到31.4%，在2016年則達到37.5%，往後呈逐年增長的趨勢。分析人士認為，日本“窮忙族”的出現和增加還有若幹原因。首先，客觀上的科技進步替代了部分勞動力需求，企業傾向於雇用非正式勞動者。其次，消費者希望購買更低成本的商品和服務，企業往往採取壓縮勞動力成本的做法，這樣一來，非正式勞動者的工資就會被壓得越來越低。第三，全球化促進了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一些日本企業有了更多機會在全球範圍內尋求廉價勞動力。^[1]

　　為什麼國家的經濟發展總體上似乎不錯，窮忙族的數量卻增加了呢？經濟學家指出，有許多因素疊加導致富人與窮人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差距日益擴大。製造業崗位的減少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汽車廠、煉鋼廠以及藍領工人的減少導致薪水高且技術含量低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如今，製造業里的好工作的技術含量更高，令文憑較低的求職者望而卻步。工會的作用日益減退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全國只有不足17% 的就業人員簽訂了集體談判協議，其餘就業者在漲薪方面仍處於弱勢地位，即使失業率降低，也無法扭轉局面。^[2]

　　在大多數高貧困率的社區里，勞動力市場已經達到飽和，導致加薪更難實現。由於求職群體的數量龐大，有工作的人就不敢提出更多的要求。這種局面是一直存在的，在全國勞動力市場總體趨緊的形勢下尤為如此，這說明窮忙族在實行隔離、貧民集中的情況下是很難獲得加薪的。在哈萊姆中區，能夠實現加薪的唯一渠道就是依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貧民區已經出現勞動力過剩的問題，要是不採取立法措施，薪資水平仍將原地踏步。^[2]

　　關於國際競爭發揮的作用，爭論持續不斷、內容龐雜。一些分析家認為，我們已經進入全球化的時代，更大的競爭來自海外的低薪勞動力，因此，美國企業要想戰勝菲律賓或中國的企業，就必須降低薪資。其他分析家則認為，雖然全球貿易實現了增長，但是美國經濟仍以國內貿易為主。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納入議事日程後， 雙方的爭論更加激烈。前期結果說明，美國有大量的工作崗位被墨西哥奪走，長期的影響更是難以預測。^[2]

　　除國際貿易以外，美國企業承擔著更大的股東壓力，為了提高利潤，必須收縮核心勞動力。隨之而來的是裁員、外包以及“暫時性工作”的增多。城市貧民基本被排除在外；中產階級白領最有可能成為犧牲品。我在哈萊姆不止一次見到快餐店員工應聘花旗銀行門衛崗被拒絕，因為這個崗位已經被外包出去了。^[2]

　　電腦應該為大部分的壞消息買單。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關註新技術，更需要懂技術的員工。一旦這個需求擴大，技術水平低的就業者就不再有機會，工資也會隨之降低。顯然，“偏重技能的技術變革”會導致低薪工作出現，而經濟學家爭論的焦點是這個因素所起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無疑，上述所有因素均能造成窮忙族群體的擴大。^[2]

　　查爾斯·默里、拉里·米德等作家針對貧困問題提出，應著重關註那些獲得了撫養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的無業貧民。福利改革的呼聲在 1996 年達到鼎盛，其結果是，公眾把貧民與貧困的概念進一步畫了等號。上述數據表明，這隻是問題的次要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 生活無以為繼卻還要養育子女的數百萬就業人口在不斷地擴大。^[2]

　　“窮忙族”現象日漸嚴重，在日本引發了四種社會問題：一是逐漸出現了沒有居住地，24小時都住在網吧的“網吧難民”；二是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貧富差距日趨加劇；三是隨著低收入人群增多，國家和地方的稅收也相應減少；四是低收入也是造成少子化現象的一個原因。^[1]

　　工作貧困層對日本的影響深遠，首先是加劇少子化問題。對於單身貧困者而言，居無定所、捉襟見肘的生活和對未來的不安，使很多人選擇晚婚、不婚。已婚率持續低下最終使得少子化問題雪上加霜。其次，工作貧困層極易造成貧困世襲。經濟的入不敷出使得貧困家庭沒有餘力提高子女的生活水平、提升學歷、做出長遠的職業規劃。再者，工作貧困層還將加劇日本老年貧困問題。此外，醫療問題、養老問題都將是工作貧困階層面臨的難題。^[3]

　　如何解決“窮忙族”這一社會問題？日本專家認為，需要“多管齊下”，通過制度規範、政府干預、企業援助等手段，儘力幫助“窮忙族”改善生活，從而緩解社會問題。日本政府已經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比如醫療保險中設有高額醫療費制度，教育費用全免制度，住房就業提供稅收及貸款利息減免制度等。鼓勵社會民間團體幫助制定個體的“工作和職業規劃”，企業提供技能培訓和崗位培訓等。有專家建議，或許還可以從非正式勞動者的視角來解決這一問題。一是社會提供就業支援。比如，建立就業支援機構，通過視窗進行就業咨詢和介紹工作，提供各式各樣的咨詢以及開設相應的免費講座。對於各級政府來說，設置有關勞動雇用的專門機構。例如，大阪就設置了“大阪府商工勞動部雇用推進室”，內含有勞政科、雇用對策科、人才養成科等與促進就業相關的部門。這裡會定期提供就業信息，開設講座以方便求職人員。而更為長遠的是，企業本身主動改善雇用環境，普及將非正式雇用向正式雇用轉換的制度。日本迅銷公司導入“地域限定正社員制度”之後，2年間大約有5000名非正式雇用員工向正式雇用員工轉換。還有企業採用了將合同工向正式工轉變的制度。如果越多的企業重視非正式雇用向正式雇用轉變的制度，“窮忙族”的勞動現狀也將慢慢得到改善。二是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援，設立一個金額標準，如果住戶的年收入沒有達到這個標準，則提供相應的經濟援助。^[1]

　　由於種種原因，“窮忙族”還在增多。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歐盟制定了《歐洲2020戰略計劃》，確定了將貧困人口減少2000萬的目標。其中不僅僅是增加就業機會，更重視對貧困人口的教育和培訓並重點培養貧困人口的數字化技能。^[1]

　　來做道題吧，下麵7個選項，你擁有幾個？

• ① 一周工作超過54小時，但是看不到前途；
• ② 一年內未曾加薪；
• ③ 三年內未曾升職；
• ④ 薪水很低，到月底總是很艱難；
• ⑤ 積蓄少，無力置產；
• ⑥ 工資不低，但花錢很大手筆；
• ⑦ 收入不低，但內心沒有安全感。

　　如果你達到了2項以上，你已進入窮忙族的行列；如果所有7項全部擁有，那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