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合相互依賴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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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概念源遠流長。該概念是“一個古老的國際概念，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盧梭和馬基雅弗利”。後來的學者理查德·科布登、諾爾曼·安吉爾、卡爾·多伊奇、理查德·庫珀、奧拉·揚等都對相互依賴進行過研究和論述。1977年，羅伯特·基歐漢與小約瑟夫·奈合作出版了《權力與相互依賴》，創建了複合相互依賴理論。該理論堪稱西方相互依賴思想的集大成者，因而同時成為了其他各派理論批評的主要對象。如果從國際關係理論史的角度看，該理論對國際關係的研究有著重要貢獻。

　　第一，該理論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衝擊了“國家中心”範式，實際上提出了“多元主義”範式，為國際關係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研究綱領。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基歐漢與奈稱之為“國家中心”範式，並歸納了現實主義理論的3個特征。從20世紀60年代末，他們就認識到隨著相互依賴的加深、各種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舞臺上越來越活躍，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範式無法解釋變化了的現實，並忽略了對跨國關係、經濟相互依賴和國際組織的研究。他們通過關註跨國行為體的作用，提出了一個“世界政治”的鬆散範式，從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對現實主義進行批評。通過創建複合相互依賴理論，他們建立了一種看待世界政治的新方法和理解政治與經濟關係、制度化合作的模式。該理論提出了不同於現實主義的對世界政治的設想。現實主義的“國家中心”範式認為：國家是最重要的行為體，“國家之間存在著現實的或潛在的衝突，國家隨時都有可能動用武力。”20該範式“對權力的全心關註，以及對各種各樣的發展進程——國內的、跨國的以及超越政治軍事範圍的進程的熟視無睹。”

　　複合相互依賴所設想的世界政治是另一幅圖景：大量次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構成了一個遠比通常僅由國家構成的世界更為複雜的世界，非國家行為體直接參与世界政治，各問題之間不存在明確的等級區分，武力並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在基歐漢和奈看來，複合相互依賴和現實主義的觀點都是理想模式，而在更多的情況下，他們所提出的複合相互依賴更好地解釋了世界政治的現實。正是因為如此，很多學者認為，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國際關係學界現實主義“國家中心”範式受到了“多元主義”範式(自由主義)的挑戰。他們描述此時國際關係存在著三種範式或主導學派，即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多元主義)、馬克思主義(激進主義)。有些作者認為這些範式是國際關係學的永恆模式。由此觀之，基歐漢與奈通過引入非國家行為體研究國際關係，提出無等級之分的問題領域等，的確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一次“範式”革命。

　　第二，複合相互依賴理論的問世發展了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拓寬了國際關係研究的視角。自由主義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流派之一。根據其關註的問題可分成四個類型：商業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制度自由主義和共和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它們從經濟的或政治體制的角度研究國際關係，強調各種行為體及個人或制度的作用和國內政治對國際政治的影響。一次大戰後自由主義體現在以理想主義為特征的烏托邦主義思潮，以威爾遜為典型代表。二戰結束後，自由主義式微，現實主義更適合冷戰的氣氛。自由主義學者轉向研究戰後新的現象：一體化、跨國關係和經濟相互依賴，但始終都未能從理論上動搖現實主義的主導地位。基歐漢與奈吸收了現實主義理論和經濟自由主義相互依賴論中的合理成分，將權力與相互依賴結合，通過相互依賴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這兩個概念來考察和分析權力在不同國家及行為體中的分配，建立了複合相互依賴理想模式，從而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的崛起。他們既保留了現實主義對世界政治和國家行動的根本性洞見——對權力、利益和理性的研究，又發展了自由主義理論，構建了國際體制變遷的結構模型，揭示了國際社會的另一個特征：相互依賴。有學者認為《權力與相互依賴》是20世紀“70年代的《國家間政治》”，“它試圖改變現實主義在該領域的支配地位”，“基歐漢與奈的這本書是可以用來代替摩根索的巨著的‘新聖經’。霍夫曼評價道：“權力與相互依賴的結合，複合相互依賴的提出，是西方國際關係研究中最突出的新發展。”

　　第三，該理論將國際機制和相互依賴結合，為後來的國際機制的研究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提出奠定了基礎。1975年約翰·魯傑率先將國際機制的概念引入到國際關係理論中。基歐漢與奈又將其用於複合相互依賴理論的構造中。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霸權相對衰退的背景下，他們開始探索“非物質性權力因素的作用和意義”。“儘管他們主要是以跨國主義和相互依賴作為研究範例，但也出現了向國際機制這種概念的重要轉變。”他們把“對相互依賴關係產生影響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稱為國際機制”，“國際機制是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與該結構內的政治、經濟談判之間的中介因素。國際體系的結構對國際機制的性質有著深刻的影響。同樣，國際機制影響併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體系內發生的政治談判和日常決定。”“認識國際機制的發展和崩潰，是理解相互依賴政治的關鍵。”他們提出了4種解釋國際機制變遷的模式。

　　隨著相互依賴理論的興起，國際機制的概念也流行起來。1981年美國召開了以國際機製為主題的學術會議，認同了斯蒂芬·克拉斯納所表述的關於國際機制的定義。國際機制的研究從描述相互依賴和國際機制現象轉向深入分析國家間合作的條件。各學派逐漸提出了自己的國際機制理論。基歐漢以相互依賴理論為基礎，通過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原理和接受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義”，將國際機制理論發展到新的階段。進入90年代，基歐漢與奈又轉向世界政治的合法化研究，探討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機制理論成為國際機制理論中最系統、最完善的理論體系。

　　第四，在複合相互依賴理論建立過程中，基歐漢與奈所強調的對系統進程的系統層次研究方法促進了國際關係理論走向體系化和科學化，對於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傳統現實主義學派的一個重要缺陷是分析層次的混亂，他們往往從個人經驗和常識出發，把國際系統、國家和個人因素交織在一起，結果是其理論框架缺乏嚴謹和科學性。美國學者肯尼思·沃爾茲較早地使用了國家關係研究中的層次分析法。他在探討戰爭原因的著作《人、國家、戰爭》中，提出了3個明確的國際關係分析層次：個人、國家、國際體系。把層次分析法專門作為國際關係學方法論加以討論的是美國政治學家戴維·辛格。辛格在1961年發表的《國際關係中的層次分析問題》一文中提出，國際關係的研究包括兩個主要層次：國際系統和國家。國際系統是最全面、最具綜合特征的層次，使研究人員能夠從巨集觀上把握國際關係的規律；國家則是微觀層次，可以使研究人員分析國家政策和行為的細節。辛格之後，國際關係研究者越來越註重層次分析方法的完善和使用。

　　基歐漢和奈在創建複合相互依賴理論時，利用行為主義學派的國際體系、結構、進程等概念，吸收了自由主義理論家所強調的貿易和經濟動機的獲益方式會改變國家行為、跨國交往改變態度及制度和規範的作用等思想觀點，從國際體系的進程即國際體系中權力結構內的分配和討價還價的過程來研究國際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對行為體國際行為的影響。這集中體現在他們從複合相互依賴的特征出發研究了複合相互依賴的政治過程並說明瞭國際機制變遷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正是通過對國際體系中進程的研究建立了複合相互依賴理論。以系統進程為核心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中的世界政治》已經成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兩本經典著作之一。這種系統層次的研究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建立變數間關係的有力工具，對於建立比較嚴謹的巨集大理論體系及推動西方國際關係學科趨向科學化有著重要意義。

　　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複雜多變的，理論總是灰色的，這個世界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如此的不均衡，不論是現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往往只能提供對部分現實和部分地區的解釋，任何理論範式都表現出一定的局限性。就複合相互依賴理論來說，其不足之處是：

　　第一，該理論沒有對問題聯繫和議程變化進行全面的分析。基歐漢與奈認為複合相互依賴的特征之一是各社會間的多渠道聯繫，複合相互依賴的政治進程包括聯繫戰略，“聯繫戰略及其防範，將成為各國面臨的關鍵性戰略選擇。”在對機制變遷分析時，他們強調特定問題領域的權力之源，併發展出“問題結構解釋模式”。學者阿瑟·斯坦指出的，“聯繫是國際政治問題研究綱領的核心分析問題。……聯繫政治經得起許多情境的檢驗。”可見該問題的重要。然而，基歐漢與奈只是說明瞭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條件下，特別是弱國將會建立各種聯繫，但他們並沒有能夠創立任何有關聯繫的理論，來詳細說明什麼情況下聯繫將會出現。這就不利於理解複雜的政治討價還價的過程。如果成功地提出一個聯繫理論的話，“必然會加深對世界政治的理解。”議程形成也是基歐漢和奈分析複合相互依賴政治過程的類型之一。國際政治的傳統分析家很少關註議程的形成，而在複合相互依賴的條件下，議程的形成和控制變得重要了。基歐漢與奈談到了影響議程的各種因素，但並沒有具體論述議程變化的模式，或議程變化發生的時間和發展方向。

　　第二，該理論忽略了或沒有充分論述國內政治對相互依賴的作用及國際關係對國內政治的影響。為了簡潔，作者將複合相互依賴的分析限定在國際系統層次，通過國際體系的進程來研究複合相互依賴關係是如何影響行為體的國際行為。

　　正是運用這一方法作者建立了新的理論。但根據複合相互依賴理論的假定，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沒有嚴格的區分。社會間交往的多渠道意味著國家並非單一的行為體，“國內的”和“體系的”絕對邊界不復存在了。在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下，國內政治必然會對相互依賴的政治產生影響，同樣，國際政治也會影響國內政治。要想理解諸如複合相互依賴的系統進程，我們必須要知道國內政治如何影響相互依賴的模式與機制的形成。這就需要相應地理解經濟相互依賴和國際機制如何影響國內政治。也就是說，要想理解複合相互依賴的變化，就必須理解國家目標優先順序的變化，而後者只有通過分析國內政治模式和國際政治模式的相互關係才能瞭解。但基歐漢與奈並沒有從理論上說明國內政治(如國家利益是如何定義和重新定義的)對相互依賴政治的影響，也缺乏對國際政治如何影響國內政治的系統分析。如果沒有對這兩種政治相互影響的理論闡述，“不放寬系統理論的視角，想確立複合相互依賴的概念是不可能的。”

　　第三，複合相互依賴理論關於武力作用的分析值得推敲。基歐漢與奈指出複合相互依賴的其中一個特征是武力不起主要作用。在複合相互依賴條件下，武力不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如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間，相互攻擊的恐懼不復存在。

　　加拿大在20世紀30年代就放棄了最後一個對美作戰計劃。英國和法國不再感到相互威脅。法德之間實現了和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歐美各國間不會再用武力解決它們之間的經濟衝突和政治分歧，“武力已不再是政策工具，或者說武力作為政策工具已經無足輕重”。這一特征說明隨著經濟、社會、生態等多維相互依賴的發展，在某些領域國家行為不再為傳統的軍事安全政策所支配，現實世界武力使用受到了各種限制。與此同時，由於核戰爭的巨大風險、貧弱國家人民的反抗、國內輿論的反對等等，大國使用武力的代價越來越高。然而在現實世界還大量存在武力經常發揮著主要作用的現象。如基歐漢和奈自己也認為“在南北關係、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關係和東西方關係中，武力常常起著重要的作用”。即使是符合複合相互依賴關係的國家，武力仍然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冷戰時期，軍事安全問題始終是歐美關係中最重要的議題。

　　而且如作者所認為的“每個超級大國都使用武力來遏制對方攻擊自己或自己的盟友；其威懾能力起著間接的保護作用，超級大國又利用這種保護與盟國在其他問題上討價還價”。例如，“美國利用歐洲人對美國保護的渴望，將美國在歐洲的駐軍的數量與美歐貿易、貨幣談判掛鉤。”美國通過與蘇聯的核軍備競賽既制約對手的有效進攻又積極地利用它獲得政治影響力。武力在歐美關係中並非起著次要作用。在澳美關係中，澳大利亞在冷戰期間始終關註著安全問題，強調安全事務優先，經濟事務次之。這樣就存在著一個問題，即在什麼條件下武力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遺憾的是基歐漢與奈並沒有做出理論適應條件和範圍的說明。正因為如此，複合相互依賴的特征如關於武力的作用問題引起了質疑或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