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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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伴效應（peer effect）是2013年公佈的教育學名詞。指的是在年齡和背景等方面相似的一群青少年彼此產生的影響。

　　又譯作同群效應(peer effects)，它產生的前提是在一個群內，教育領域內的群通常包括宿舍、班級、年級、學校等。因此，可以將同伴效應廣義地定義為宿舍、班級、年級或學校內同伴的背景、同伴現在的行為及同伴的產出對學生產出或行為的影響。Hoxby(2000)分析了同伴效應的作用途徑∶(1)學生互相幫助，互相指導;(2)學生天生的能力影響同伴，不僅僅通過知識的外溢效應，還通過影響整個班級的標準(如教學難度);(3)學生行為影響同伴，如一個不能自我約束的個體，可能會影響整個班級的紀律;(4)殘疾、性別、種族、家庭收入等產生的同伴效應，如教師可能花更多的時間在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身上，在班級內，種族和性別緊張可能幹擾學生學習，富裕的家長可能給學生提供更加豐富的學習資源，這些資源可以通過在班級內流傳，對其他學生造成影響﹔(5)教師和學校管理者對學生的反饋也能產生同伴效應，例如∶如果一個教師預期黑人學生表現較差，那麼他將營造這樣的班級氛圍。

　　(一)理論發展歷史

　　高等教育中同伴影響的研究最早在西方社會背景下進行。Coleman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同伴作用是對學生成績產生影響的第二大因素(Coleman , 1996)。Harris則認為，同伴作用是兒童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Harris , 1998) 。Ludwig等（2001）採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發現同伴效應在短期內提高了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學習成績，但Sanbonmatsu等(2006 )以進入Luding等（2001)計劃的四到七年的家庭為樣本，卻發現對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學習成績上同伴效應並沒有顯著影響（崔靜、馮玲，2017 )。楊針的研究表明同伴效應存在但不顯著（楊針，2009 )。Poldin等(2015)只在大學好友或學習伙伴之間發現同伴效應。(崔靜、馮玲，2017)。袁玉芝通過OLS模型分析指出∶同伴學業水平越高，對個體的學業成績影響越好（袁玉芝，2016 )。但權小娟指出∶美國等國家使用的OLS模型在我國並不適用。她通過交叉隨機效應模型研究顯示同伴影響顯著並穩定地存在（權小娟，2015 )。

　　（二）研究現狀

　　很多研究者對同伴效應進行了研究分析，但結果表明同伴效應是否存在的結論不盡相同，研究結果還沒有形成統一。目前來看，研究結果總體上呈現出兩種不同的矛盾︰首先，部分研究指出同伴效應是存在的，但也有不少研究顯示同伴效應不存在;其次，關於同伴效應的性別差異影響的研究結果相互矛盾。同伴效應對於男性學生的影響更大還是對女性學生的影響更大?目前還沒有一個統—的結論。（梁耀明、何勤英，2017;權小娟，2015 )

　　（三）現有研究述評

　　面對相互矛盾的研究結果，究其原因，學者們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思考。第一，同伴群體的定義不同。比如當驗證同伴效應在同學之間是否存在時，很難準確指出同伴群體，它是指整個班級里的同學還是指同一個小組的同學﹖目前對於相關群組的定義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明（崔靜、馮玲，2017)。第二，研究選擇的統計模型不同。例如，如果用線性模型研究，只能得出同伴效應對學生的正負影響性;而採用非線性模型，研究結論則還會顯示不同學生受同伴效應的影響程度不同。 此外，研究者們大多認為在研究同伴效應時主要會面臨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體進入同伴群體圈子時存在選擇性的問題;第二，同伴群體和個體之間還存在映射問題，這是指兩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第三，如果有某些原因導致相似的學生集中到一起，即使沒有同群效應，我們也會觀察到學生成績與同伴效應正相關，然後誤認為同群效應存在並且顯著，Manski將這種關係定義為“相關效應”(權小娟，2015;梁耀明、何勤英，2017;葉星、熊偉，2017;Manski , 1993 )。

　　Sacerdote(2011)在Hoxby和Weingarth(2005) ,Lazear(2001)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同伴效應的作用途徑，見表1。“爛蘋果”和“傑出人物”在教育學研究中使用較多，“爛蘋果”的同伴，可以通過影響班級紀律來降低學生的學習效率和教師的教學效率，而“傑出人物”則是一種榜樣作用。“歧視性對比”模型認為，具有更高成績的學生將使每個學生在班級的排名更加靠後，打壓學生自尊心。“精品/分流”模型認為，將具有相似特征的學生聚到一起，教師能夠更合理地安排課堂教學，準備教學材料。“聚集”模型認為，無論學生的能力如何，同質的同伴都有積極影響，而“彩虹”模型正好相反。“簡單交叉”模型認為，學生的能力越強，受到高能力同伴影響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