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約計量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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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 of contract)

　　合約計量經濟學就是以計量經濟學為工具、用統計或實驗數據來檢驗合約理論的學科,它是對合約理論的有力補充。如果合約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或預測實際合約,那麼就沒有應用價值。只有經過實證檢驗的合約理論才能指導實踐。

　　作為計量經濟學與合約理論交叉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合約計量經濟學雖然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體系,但已經顯現出以下特點:

　　(1)合約計量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在檢驗和發展合約理論方面的具體應用,屬於應用計量經濟學的範疇。

　　(2)合約計量經濟學並不是計量經濟學的簡單應用。合約理論給出的理論模型結構往往比較複雜,在進行模型檢驗時要用到非線性模型和動態模型等非經典模型。

　　(3)與計量經濟學先建立模型再收集數據檢驗模型的程式不同,合約計量經濟學是以合約理論給出的理論模型為前提,用樣本數據(包括實際數據和實驗數據)來進行擬合(如果擬合度高就驗證了合約理論;若擬合效果不好則說明合約理論沒有很好地描述實際的合約關係),從而推動合約理論的發展。

　　(4)對合約理論給出的某些複雜模型,或者要求的特殊數據(如風險規避度),在進行模型檢驗時必須採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從而推動了計量經濟學的發展。

　　(5)合約理論在進行合約關係描述時使用了較多的抽象經濟概念(如風險規避度、努力相關度、保留效用、專用人力資本等),用什麼樣的數據來描述這些經濟現象或如何收集這樣的數據,是合約計量經濟學進行實證檢驗的前提和關鍵,也是目前對理論合約的實證檢驗發展相對滯後的重要原因。

　　可見,合約計量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計量經濟學;研究目的是檢驗理論合約是否與實際合約相一致,或者說合約理論能否正確描述和預測現實中的合約關係;研究內容則包括模型轉化(即把合約理論的抽象複雜模型轉化為計量經濟學可以檢驗的模型)、數據處理(選擇恰當的經濟指標和收集恰當的數據)和具體的模型檢驗這三個方面,其中前兩個方面是重點。合約計量經濟學在運用計量經濟學對現實中的合約進行實證檢驗的同時,也推動了合約理論與計量經濟學的共同發展,在不斷否定(檢驗結果表明理論合約與實際合約不一致)和肯定(檢驗結果表明理論合約與實際合約一致)中促進了經濟理論的發展,並加深人們對經濟關係與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這正是合約計量經濟學作為新興經濟學交叉學科的積極意義所在。

　　合約計量經濟學採用真實數據實證檢驗理論合約,其關鍵之一是尋找恰當的數據。在這方面,除計量經濟學進行實證檢驗所面臨的共同困難以外,合約計量經濟學還有其特有的困難。比如,合約的構成要素之一是風險規避度,用什麼指標來代表它就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風險規避度受到能力高低、財富多少、性格特征和心理變化等很多因素的共同影響,其中任何一個單獨因素都不能完全解釋風險規避行為。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理論經濟學家和計量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而且,現實中影響激勵合約的各種因素總是交織在一起,這無疑加大了實證研究某一特定因素對合約形式和合約性質的具體影響的難度。現在,合約計量經濟學解決這一問題的一種方法是做實驗。經濟實驗能夠在有控制的條件下分別展現各單獨因素的具體影響。用經濟實驗獲得的實驗數據來檢驗合約理論又屬於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economics)範疇。可見,合約計量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也是交叉的。此外,合約理論提供的抽象模型往往具有複雜的形式,而計量經濟學能夠檢驗的模型形式是有限的,如何用計量經濟學來檢驗形式複雜的抽象模型這個問題還有待計量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

　　合約計量經濟學的意義不只局限於實證檢驗合約理論,而在於推動合約理論的發展。如果合約計量經濟學實證驗證了抽象的理論合約,那麼就確認了合約理論的正確性。相反,如果合約計量經濟學的實證研究與抽象理論合約不一致,就會推動合約理論的深入研究,結果會產生新的模型,再接受新的實證檢驗。比如,針對JensenOMurphy爭論,Lazear提出了績效工資制度的功能不是激勵(解決道德風險問題)的觀點,而是信息識別(解決逆向選擇問題)。如果再次檢驗仍然不一致,那麼又會推動新的研究產生新的模型。如此反覆,合約計量經濟學對合約理論的不斷否定與肯定,會推動合約理論本身的發展與完善。如Chiappori和Salanie(1997)實證研究發現,理論預測的保險合約與實際並不一致,結果引起後來Meza和Webb(2000)、Jullien和Salanie(2001)等人提出了能同時解決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的保險合約模型。有時候,這種完善與發展是革命性的。如最後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信任博弈(trust game)等一系列經濟博弈實驗的結果與合約理論預測不一致,促進了合約理論引入博弈局中人經濟因素之外的行為心理因素,認為局中人除了具有自私自利偏好外還有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由此在行為博弈論(behav-ioral game theory)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行為合約理論(behavioral contract theory),而新的行為合約理論很好地解釋了最後通牒博弈等的實驗結果。另一方面,檢驗抽象理論合約模型的種種特殊要求,如數據的獲取、變數的選取以及模型的估計等,也會促進計量經濟學的研究與發展。總之,合約計量經濟學不僅在抽象的合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研究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而且在合約理論經濟學家和計量經濟學家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它將同時推動理論研究和實證檢驗的發展。近年來,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已成為我國經濟學研究的一大熱點,運用合約理論在建立企業經營者激勵機制等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是,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的合約計量經濟學研究尚未開展。積極進行實證檢驗,建立符合實際情況和切實能夠指導經濟實踐的合約激勵機制,是合約計量經濟學今後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