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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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義思潮的根基在於深信人民和國家都有基本的、功能性的跨國管理需要。一些學者認為，功能主義是自由主義思潮中的一個中層理論。1946年，國際關係學者馬梯尼(David Matrany)在其《有效的和平體制》(A Working Peaceful System)中指出，問題“不在於如何和平地將各國分開，而是要使各國積極地相處”(Karns&Mingst，2004：40)。他預見到，只有不斷編織一個日益擴展的國際活動和國際組織網路，並讓各國在這個網路或者通過這個網路參與其中，所有國家的利益和生存才能夠逐漸融合。功能主義者們的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是他們都相信人類完全有可能培養自身的國際協作精神，至少能夠在非政治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中相互談論和協商共同面對的問題與矛盾，共同尋求處理問題和矛盾的辦法。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可能性存在，人類就將無法消除戰爭，因而人類本身也將無法生存。隨著共同問題的解決和合作習慣的形成，各國也有可能逐漸拓展政治與軍事領域的合作。
功能主義者倡導“形式為功能服務”，主張建立專門性的國際組織。學者們認為，功能主義為19世紀後期專業行政性國際組織的出現作出了貢獻，功能主義的觀點也為我們認識國際政府間組織的形成發展提供了幫助。在萬國郵政聯盟、國際電報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FA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建立過程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功能主義思潮的巨大影響。
有學者認為，功能主義——尤其是威爾遜總統的自由主義和功能主義與杜威的實用主義、工具主義的結合——是眾多國際教育組織以及二戰以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形成的重要理論基礎。澳大利亞學者瓊斯(Jones，2005：7)認為，威爾遜總統深知，各國利益的和諧是各國相互理解和關照的產物，也是教育的重要結果。而杜威在其《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就論證了教育的目標與民主社會的目標是相輔相成的。民主主義的教育造就和平、進步、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世界公民，這與威爾遜希望建設的國際社會完全一致。應該說，如果人類不能夠培養出愛和平、負責任的世界公民，各國的和平相處就不可能實現。
功能主義思潮還為區域性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依據。歐洲聯盟發展的過程就是從具有單一功能的區域性組織開始的。歐洲首先建立的是“歐洲煤炭與鋼鐵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以後又創建了“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再接著是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歐共體的功能已經大大擴展，涉及產業、經濟、社會、教育、青少年、社會福利乃至國家安全領域，最後導致了歐洲聯盟的誕生。
- 張民選著,國際組織與教育發展,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02,第3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