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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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社會關係（ Para-socialInteraction、Parasocial Relationship、Parasocial Interaction，PSI）

　　“準社會關係”的英文表述是 para-socialInteraction。從字面上來看，它指的是受眾和傳媒人物表徵之間形成的類似於現實社會關係的一種人際關係，具有虛擬性、即時性和單向性特征。唐納德·霍頓（Horton Donald）和理查德·沃爾（Richard Wohl）在其經典文獻《大眾傳播和準社會交往：對遠距離親密行為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一般把大眾傳媒受眾和傳媒中出現的人物表徵之間形成的那種類似於人們通過日常面對面交流所形成的現實社會關係稱為準社會關係；把它們之間這種預先有安排的、模擬性的給予和接受性交往稱為準社會交往。

　　臺灣學者把它翻譯成“準社會互動”。戴菲德·沃特金斯(Dafydd Watkins)在評價該理論時認為，觀眾或讀者與演員和書中的角色形成的準社會關係僅僅是指觀眾在看節目、讀者在閱讀文本的當時與劇中角色存在那種關係；一旦脫離正在觀看或閱讀的具體環境，這種關係也就隨即解除。這樣一種準社會關係實質上是一種單向性的，其主動權掌握在媒介人物表徵手中。受眾對這一關係的存在和發展並沒有掌控能力，受眾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以自己不去收看這個節目這樣一種方式來終止與這個節目的關係，其他任何建設性的行為和舉措，受眾都是沒有能力去實施的。

　　總的看來，準社會關係不具有社會心理學意義上“關係”的特質，因為這是一種虛擬的、即時的、單向性的關係，沒有雙向互動交流和信息反饋。這裡需要強調的是，受眾可以和某一具體媒介人物在不同的時間發生多次準社會交往，但它們之間準社會關係的形成和存在只限於每一次具體準社會交往。所以，只能說它們之間多次準社會關係卷入存在斷點式的連續性，而準社會關係本身是即時性的。

　　準社會關係理論的內涵與傳統傳播學研究中的受眾心理研究和傳播效果研究有著根脈上的聯繫，但我國目前在這兩個方向的研究中還很少有從受眾和媒介人物表徵間準社會關係營造這個角度出發去分析。

　　1956年，心理學家霍頓和沃爾在雜誌《精神病學》上發表文章提出“準社會交往”，用來描述媒介人物與受眾的關係，即大眾媒介具有準社會關係的功能，某些受眾，而特別是電視觀眾往往會對其喜愛的電視人物或角色產生某種依戀，將其當作是真實的交流對象，與其發生互動併發展出一種想象的人際交往關係，由於其與真實的社會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故霍頓和沃爾將其命名為“準社會交往。例如，我們與朋友間談論娛樂圈名人時，常常會像談論自己身邊的朋友一樣；某些夜晚電臺主持人與觀眾說“晚安”時，有些觀眾會回應，這也是一種“準社會關係”的表現。（本段來自新傳考研任意門）

　　唐納德·霍頓和理查德·沃爾二位學者認為，在媒介消費過程中，受眾對媒介人物會產生一種情感上的依賴，並自然而然地將大眾傳媒中的人物當做日常生活中的真實人物去做出相應反映, 併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一種人際關係，而這種人際關係則是建立在受眾自我想象上。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也成為準社會交往的多發之地。（本段來自有往新傳考研）

　　某些受眾會對其喜愛的媒介人物產生依賴，將其當做是真實的交流對象，與其發生互動併發展出一種想象的人際交往關係，即“準社會關係”。在虛擬人出現之前，“準社會關係”表現在觀眾會對文學、影視作品中的角色“動情”，而情感化虛擬人出現之後，受眾在與虛擬人的交流中收穫了正向反饋，“人機”之間的準社會關係逐漸建立，虛擬的人類帶來了真實的情感陪伴。（本段來自澎湃號·湃客 X 互聯網那些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者們提出了大眾傳播的其他一些功能。心理學家霍頓和沃爾在1956年提出了準社會關係理論，即大眾媒介（主要是電視）具有準社會關係的功能，即人們把電視中的人物或媒體名人看作是真實的交流對象，與其發生互動並建立某種關係。該理論描述了媒介使用者和媒介人物的關係，即某些受眾特別是電視觀眾往往會對其喜愛的電視人物或角色產生某種依戀。我們常常會像談論一個朋友或鄰居一樣談論某個名人，在看到某些主持人時會有一種親切感，或如主持人和受眾互相說晚安等行為，這些都是準社會關係的表現。（本段來自胡師姐新傳考研）

　　受眾和媒介人物間準社會關係的形成和發展是受眾假想與媒介人物刻意設置兩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戴菲德·沃特金斯認為，電視節目表演者和觀眾之間準社會關係的形成和發展，主要是表演者這一方的刻意設置的結果。表演者刻意通過一些語言和行為表達方式，使觀眾產生一種錯覺——他們通過自己的觀察完全能做到像瞭解自己朋友一樣瞭解表演者。

　　另一方面，考伊（Caughey）通過研究發現，受眾和媒介人物之間的準社會關係是受眾通過想象構建出來的一種假想的自己和媒介人物之間的親密關係。

　　還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老人、婦女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媒體參與度比其他人更高，他們與媒體頻繁交流的欲望也更強，尤其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交流參與度比較低的時候，這種傾向性更為明顯。

　　由於準社會關係的虛擬性、單向性和觀眾的被動性，安德里亞·麥考特(Andrea M cCourt）和雅基·菲茨帕特裡克(JackiFitz-patrick）認為，在現實社會關係中不能得到滿足的人，他們會有現實的孤獨感。這種不滿足感和孤獨感會促使他們更傾向於發展準社會關係以彌補現實交流中的缺憾。但是在後來的研究中，他們發現個體孤獨情緒和其準社會關係參與度並不存在正相關性，反倒是現實生活中孤獨情緒強的人，也同樣缺乏投入以電視為基本媒介平臺的準社會關係感情。

　　準社會關係最初一直被認為是現實社會關係的一種替代品，尤其對於在現實社會關係中沒有得到滿足的一類人，這種補救作用更是明顯。但現在很多研究都已表明個體準社會關係的活躍度跟其自身的孤獨感程度並不成正比，反倒是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結論，即現實社會交往越活躍的個體，準社會交往也很活躍，因為準社會交往和現實社會交往，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相似的社交技巧。在這方面，德薩奧·特納（Tsao Turner）、魯賓（A.Rubin etal ）和芬恩·戈爾（Finn G orr）的研究表明，個體心態上消極的自尊並不利於其準社會關係的發展，積極的自尊才有助於準社會關係的發展。

　　國內對準社會關係研究較多的方建移博士，把促使準社會關係形成的兩種動因說法歸結為“缺陷範式”和“通用範式”。該學者指出，20 世紀80年代後半期， “通用範式”的觀點開始為越來越多的從事準社會交往研究的傳播學者所接受。不少研究者也都認識到個體的想象力是促使其與媒介人物表徵準社會關係形成和發展不可缺失的一個條件。

　　借鑒準社會關係發展的研究，傳播學界可以更好地思考當前社會中個體在網路虛擬社會中的各種社交媒體上的準人際關係和其現實生活中的真實人際交往之間是否存在聯繫，又有哪些區別；另外，準社會關係發展的視角也可用來進一步考察媒體議程設置的根據與效果。

　　一些研究者認為，人類本身具有一種需要聯繫的內在需要，但這種需要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滿足（例如，因為他們具有社會焦慮，或他們沒有可交往的人，也或者是由於某些原因他們不允許與別人交往），那麼一些個體將會尋求與電視中的虛構角色或媒介人物進行聯繫。^[2]

　　每一具體的準社會關係都有其自身形成、發展和破裂的過程。對準社會關係破裂的研究也是整個準社會關係研究體系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方面研究較多的要數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喬納森·科恩（Jonathan Cohen）。他的研究結果表明，觀眾在經歷和他們喜歡的電視名人間準社會關係破裂時產生的傷感情緒，類似於他們解除一項現實社會關係時的悲痛感。觀眾的反應強度和他們與喜歡的電視名人間形成的準社會關係緊密度，還有觀眾自身的心理依戀模式都相關。

　　2006年，喬納森·科恩與他人合作，以《老友記》（Six Friends）這個長達十年的美國室內情景劇為樣本，從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視角，進一步考察了觀眾與他喜歡的某個演員之間準社會關係破裂時他們的情感反應情況。結果顯示，觀眾與其最喜歡的演員間準社會關係的緊密程度這一因素最能顯示出觀眾在這一准社會關係破裂後的悲傷程度，而其他因素，諸如觀眾對節目的親近程度、演員的大眾認可度和觀眾自身的孤獨感等，也和觀眾的悲傷程度有一定的相關性，但相互之間的聯繫並不緊密。這一結果對探求準社會關係和現實社會關係的異同，傳播學研究和心理學研究的結合有很大的啟示。

　　很多研究都已證明，個體現實交往的活躍度和自身性格中的積極因素對其準社會關係的發展是有促進作用的。個體也會參照劇中人物生活情景和習慣去理解自己的生活。喬納森·科恩曾詳細論證，準社會交往和現實社會交往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模式都是相似的，區別隻在於一個對象是眼前的人以及有現實的社會圈子，而另一個則是虛擬的，頭腦中加工和構造過的假想場景。既是如此，這二者之間必定存在相關性。^[1]

　　安·伯納特（Ann Burnett）和瑞亞·萊因哈特·貝托（Rhea ReinhardtBeto）則藉助該理論研究文學傳播活動。在研究浪漫主義小說的閱讀過程中，這兩位學者註意到，被調查對象就提及，他們在書中會找到自己的影子，會和書中人物產生某種共鳴，並且還能在書中人物的身上學到一些應對現實問題的方法和技巧，例如改善他們與戀人之間的關係，排解戀人不在身邊時的孤寂感等；當然，也有一些被調查者反映，書中主人公的行為不真實，跟現實情況並不相契合，如果他是那個主人公的話，就不會那樣做。^[1]

　　大眾媒介的傳播內容對受眾的影響有從認知到情感再到行動這樣一個逐步升級的過程，而這一過程能否順利進行完整，最終影響到受眾行為，達到最佳傳播效果，其間關鍵性的一個紐帶就是受眾與媒介人物表徵間準社會關係營造和維持狀況，可見，準社會關係理論的研究成果對於傳播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1]

　　粉絲文化下的影響^[3]

　　“準社會關係”會讓很多人感到快樂，是因為他們能從中感受到很多關於“美好的我”的部分。有些人或能從中感受到理想的自我，或能從中感受到理想的另一半，或能從中感受到理想的愛情，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美好。而且這種關係還不像現實中的關係那樣，會擔心自己被對方拒絕或者關係陷入到某種尷尬之中。有些人甚至還會從這段關係中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學習了攝影、P圖、剪視頻、舉辦活動等技能。能從這種“準社會關係”中受益的人往往都具有現實感，他們能明確自己和自己喜歡的人的關係。

　　但那些缺乏現實感的人卻容易陷入一種非正常的、危險的關係之中。當他們從那種夢幻泡影中走出來時，才發現過去的自己有多可悲。在楊麗娟事件中，楊麗娟就曾因為自己的一個夢而對劉德華產生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覺得劉德華是她這輩子最喜歡的人，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見到劉德華。為此，楊麗娟的父親賣房借債陪她去香港見劉德華，可他們還是沒有得到單獨見到劉德華的機會。楊父為此痛斥劉德華冷漠無情、無人性，並最終在香港跳海身亡，而楊麗娟在父親去世過後仍然希望可以單獨見上劉德華一面。這場悲劇的發生讓很多人都唏噓不已，而在多年之後，曾經為劉德華奔波的楊麗娟卻出現在了《東方直播室》的節目中，勸誡節目中的當事人，不要迷戀“劉德華”。

　　一些研究者使用準社會交往用於描述媒介角色和媒介消費者之間的聯繫，而另一些研究者則使用準社會關係來描述這一現象，有時候兩者也交替使用。儘管兩者存在術語上的區別，大家對準社會交往和準社會關係的爭議主要在於與時間的關係或者說交往持久性關係。一些研究者認為無論對準社會交往還是準社會關係的發生，觀眾與媒介人物間的親密關係，類似於正常社會人際交往關係，需要依靠持續的交往(Rubin& M cH ugh，1987)。另一些研究者則認為準社會交往是發展準社會關係的條件，對於準社會交往的產生來說，媒介使用者不必經歷與媒介人物長期的交互，甚至是多個偶然場合，其也會發生(Rubin，Perse& Pow ell，1985)。這說明準社會交往和準社會關係，在事實上，在理論概念是不同的。準社會交往和準社會關係交替使用，這一現狀是與準社會交往研究文獻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之一。^[2]

　　1956年，美國心理學家唐納德·霍頓（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爾（R. Richard Wohl）在《精神病學》雜誌發表論文《大眾傳播和準社會交往: 遠距離親密行為的考察》，提出準社會交往和準社會關係的概念，指受眾對大眾傳媒中的人物當作真實人物做出反應。準社會交往和準社會關係是兩個很難嚴格區分的概念，在最早的文獻中，就是用準社會關係來定義準社會交往。1956 年霍頓和沃爾論文的第一頁，將觀眾和表演者之間好像面對面的關係直接定義為準社會關係; 而準社會交往強調的是相互作用，表演者為適應觀眾的反應調整其表演越多，觀眾就會 有更多的反應，這就是準社會交往。準社會交往和準社會關係是可以嚴格區分的，準社會交往是觀眾媒介消費時對媒介人物的反應， 而對媒介人物即時和更長時間的反應稱為準社會關係，可見準社會關係包含了準社會交往。^[4]

　　傳統的社會交往中，交往的參與者雙方都是現實社會環境中的具象個體，而在準社會交往中，擬態環境中的虛擬人物取代了真實的交往對象。這一模式的改變突破了現實社會交往中空間的限制，同時也將社交的熟悉度門檻大大降低。不僅如此，受眾與媒介人物間的準社會交往還會隨著媒介曝光的時長不斷深入，並超越媒介曝光時間，延伸至受眾個體的現實生活之中。霍頓和沃爾通過研究發現，儘管媒體人物是無差別地向受眾 進行呈現或表演，但受眾卻對其產生了獨屬於自己的、根植於內在想象中的單向且虛擬的感情投射。

　　社會交往理論是理解粉絲文化的一個角度。根據詹金斯在《文本盜獵者》中的論述，“fan”這個單詞作為“fanatic”（瘋狂）的縮寫，其詞源是拉丁語中的“fanaticus”。最早意為“屬於一座教堂，教堂的僕人、熱心的教眾”，後被引申出負面含義“被秘密性交祭神儀式所影響的極度熱情狂熱的人”，又漸漸泛化為“過度且不合適的熱情”。

　　在粉絲文化中，粉絲與明星/文化名人之間就是所謂“準社會關係”，大多出自粉絲臆想。

　　吃準粉絲文化這一特點的正是偶像工業。

　　女兒粉，兒子粉，女友粉，妹妹粉，媽媽粉......當你路過任何一個規模化的粉絲群體，你都會詫異於粉絲群體中井井有條的家庭角色分工。

　　偶像工業將整個行業的存在基礎建立在對粉絲“準社會關係”想象的去病理化之上：利用規模龐大且綿密熨帖的“粉絲福利”語料庫，主動回應這些想象，給予其合法性認可，同時不斷地為粉絲提供能夠證明她們“與偶像處於一段親密關係之中”的素材。所謂“粉絲福利”語料庫，主要指的是偶像或偶像組合舉辦粉絲見面會、握手會，向粉絲比愛心手勢，在社交網路上和粉絲展開互動等行為。

　　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偶像工業得體地回應著粉絲們的“非分之想”，成功地吸納了大量曾經被污名化，被驅逐、排斥在流行文化工業之外的生產力與消費能力。偶像也因此成為一種職業化的“大眾情人”。

　　這也正是偶像作為一種獨立的職業，得以區別於演員、歌手的關鍵所在。因此，與其批判粉絲高呼“老公”，以偶像女友自居的行為是腦殘，倒不如說，恰恰是此類有關親密關係的想象，催生了偶像這一職業的誕生與成熟，並與此同時，將這種“準社會關係”想象的合法性，內化在了偶像工業的運營邏輯之中。

　　也就是說，倘若一名偶像忽然爆出緋聞或公開戀情，便無疑會對指向該偶像的親密關係想象構成阻礙，粉絲對此感到不可容忍，亦是常理。某些偶像明星在公佈戀情之後所引發的粉絲圈內外輿論的巨大分歧，恰是粉絲圈外的大眾無法切身體會偶像工業運行機制的最佳例證。

　　1.單向交往向潛在雙向交往轉變

　　在新媒介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社交平臺，儼然已經成為受眾與媒介人物產生聯繫的新途徑。部分粉絲是固定關註者，同時也存在不少的粉絲是潛在的關註者。但是在這樣一種關註過程中，他們的共同行為都是：關註感興趣的媒介人物，並通過媒介人物的新聞或微博，來瞭解其最新動態，並通過轉發評論點贊私信等方式來與其發生“單向”交往。

　　基於以上的理論依據，對於娛樂明星“人設崩塌”引發熱議的原因更加的清晰。娛樂明星，在微博環境中也算一個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其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被受眾看在眼裡，在日常的更博活動中受眾與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情感聯結，對其會抱有更多的“現實依賴”。而一旦娛樂明星沒有按照受眾的“心理預設”去發表言論或者是形象塑造時，用戶會根據自己所掌握的傳播資源去嘗試與明星進行直接的“交流”，包括直接發博、發佈微博文章、轉發、評論等方式，併在這樣一種傳播環境中逐漸形成一種“傳播勢力”，一旦這種“勢力”足夠強大，就會逼迫娛樂明星去“被動”回應這樣一種“人設崩塌”現象。事實證明這樣一種交往已明顯具有“雙向性”的性質。

　　在這樣一個微博世界里，粉絲對娛樂明星本人及微博，都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準社會”交往關係。而娛樂明星的“被迫”回覆將一直以來的“單向”交往演變為實際的“雙向”交往。而在這樣一種“準社會”交往模式下，受眾才會對其“人設崩塌”反映如此激烈，由於這種交往本身就是單向度的。而隨著這種對“準交往”模式下的媒介人物的熱議，媒介人物開始做出相應的反映，所以在這樣一種互聯網環境下，準社會交往有了新的內涵，這種單向度的交往正在某些時刻向雙向轉變，或者說，在微博環境中，準社會交往存在隱性的雙向度傳播。

　　2.交往狀態由好向好壞參半轉變

　　在傳統媒體的“準社會”中，媒介人物一直“扮演”著積極的媒介形象，其所發表的言論或者是呈現的狀態都是向上樂觀的，並對其受眾產生一種單向的積極的影響。而隨著互聯網環境的成功建構，受眾的信息接收由被動向主動轉變，加上社會生活壓力的加大，受眾的關註點開始由“好”的向“好壞參半”轉變，雖然一方面也關註“形勢大好”的常規新聞，卻也更多將目光集中在負面新聞的“爆料”上，受眾偏好“偏激、醜陋、暴力、血腥”的新聞或者緋聞上。受眾對網路審美或者說網路訴求有了新的認知，網路世界準社會交往中不僅需要單純的積極的內容存在，消極的媒介人物也不斷的被“接收”。

　　準社會關係本質上是人們之間日常人際交往關係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人類本身存在一種自然的交往需要，當這種需要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滿足，那麼一些個體將會尋求與虛構角色或媒介人物產生人際交往關係以滿足這種需要。在網路上，這種“尋求”交往特征尤其明顯。但是當這種滿足無法在自己喜歡的媒介人物身上實現時，受眾會立馬轉變“交往”態度，由以往的“積極”向“消極”轉變。

　　在微博環境中，受眾的態度轉變會受到其他人的影響。娛樂明星的“人設崩塌”，受眾由以往對其崇拜幾日之間轉向嘲諷，併在此傳播過程中表現出調侃式的可惜。而這種轉變來得快，讓媒介人物本人也是措手不及。而這一種轉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網路平臺的開放，為準社會交往的變動提供更多的可能，受眾與媒介人物之間不存在強烈的交往，是一種弱關係、薄弱的“交往”，固然，媒介人物的“好壞”都能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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