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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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社会关系（ Para-socialInteraction、Parasocial Relationship、Parasocial Interaction，PSI）

　　“准社会关系”的英文表述是 para-socialInteraction。从字面上来看，它指的是受众和传媒人物表征之间形成的类似于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人际关系，具有虚拟性、即时性和单向性特征。唐纳德·霍顿（Horton Donald）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在其经典文献《大众传播和准社会交往：对远距离亲密行为的考察》一文中指出，一般把大众传媒受众和传媒中出现的人物表征之间形成的那种类似于人们通过日常面对面交流所形成的现实社会关系称为准社会关系；把它们之间这种预先有安排的、模拟性的给予和接受性交往称为准社会交往。

　　台湾学者把它翻译成“准社会互动”。戴菲德·沃特金斯(Dafydd Watkins)在评价该理论时认为，观众或读者与演员和书中的角色形成的准社会关系仅仅是指观众在看节目、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当时与剧中角色存在那种关系；一旦脱离正在观看或阅读的具体环境，这种关系也就随即解除。这样一种准社会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单向性的，其主动权掌握在媒介人物表征手中。受众对这一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并没有掌控能力，受众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以自己不去收看这个节目这样一种方式来终止与这个节目的关系，其他任何建设性的行为和举措，受众都是没有能力去实施的。

　　总的看来，准社会关系不具有社会心理学意义上“关系”的特质，因为这是一种虚拟的、即时的、单向性的关系，没有双向互动交流和信息反馈。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受众可以和某一具体媒介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多次准社会交往，但它们之间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存在只限于每一次具体准社会交往。所以，只能说它们之间多次准社会关系卷入存在断点式的连续性，而准社会关系本身是即时性的。

　　准社会关系理论的内涵与传统传播学研究中的受众心理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有着根脉上的联系，但我国目前在这两个方向的研究中还很少有从受众和媒介人物表征间准社会关系营造这个角度出发去分析。

　　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在杂志《精神病学》上发表文章提出“准社会交往”，用来描述媒介人物与受众的关系，即大众媒介具有准社会关系的功能，某些受众，而特别是电视观众往往会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将其当作是真实的交流对象，与其发生互动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由于其与真实的社会交往有一定的相似性，故霍顿和沃尔将其命名为“准社会交往。例如，我们与朋友间谈论娱乐圈名人时，常常会像谈论自己身边的朋友一样；某些夜晚电台主持人与观众说“晚安”时，有些观众会回应，这也是一种“准社会关系”的表现。（本段来自新传考研任意门）

　　唐纳德·霍顿和理查德·沃尔二位学者认为，在媒介消费过程中，受众对媒介人物会产生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并自然而然地将大众传媒中的人物当做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人物去做出相应反映,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一种人际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则是建立在受众自我想象上。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也成为准社会交往的多发之地。（本段来自有往新传考研）

　　某些受众会对其喜爱的媒介人物产生依赖，将其当做是真实的交流对象，与其发生互动并发展出一种想象的人际交往关系，即“准社会关系”。在虚拟人出现之前，“准社会关系”表现在观众会对文学、影视作品中的角色“动情”，而情感化虚拟人出现之后，受众在与虚拟人的交流中收获了正向反馈，“人机”之间的准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虚拟的人类带来了真实的情感陪伴。（本段来自澎湃号·湃客 X 互联网那些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提出了大众传播的其他一些功能。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在1956年提出了准社会关系理论，即大众媒介（主要是电视）具有准社会关系的功能，即人们把电视中的人物或媒体名人看作是真实的交流对象，与其发生互动并建立某种关系。该理论描述了媒介使用者和媒介人物的关系，即某些受众特别是电视观众往往会对其喜爱的电视人物或角色产生某种依恋。我们常常会像谈论一个朋友或邻居一样谈论某个名人，在看到某些主持人时会有一种亲切感，或如主持人和受众互相说晚安等行为，这些都是准社会关系的表现。（本段来自胡师姐新传考研）

　　受众和媒介人物间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是受众假想与媒介人物刻意设置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戴菲德·沃特金斯认为，电视节目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准社会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表演者这一方的刻意设置的结果。表演者刻意通过一些语言和行为表达方式，使观众产生一种错觉——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完全能做到像了解自己朋友一样了解表演者。

　　另一方面，考伊（Caughey）通过研究发现，受众和媒介人物之间的准社会关系是受众通过想象构建出来的一种假想的自己和媒介人物之间的亲密关系。

　　还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老人、妇女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媒体参与度比其他人更高，他们与媒体频繁交流的欲望也更强，尤其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流参与度比较低的时候，这种倾向性更为明显。

　　由于准社会关系的虚拟性、单向性和观众的被动性，安德里亚·麦考特(Andrea M cCourt）和雅基·菲茨帕特里克(JackiFitz-patrick）认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不能得到满足的人，他们会有现实的孤独感。这种不满足感和孤独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发展准社会关系以弥补现实交流中的缺憾。但是在后来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个体孤独情绪和其准社会关系参与度并不存在正相关性，反倒是现实生活中孤独情绪强的人，也同样缺乏投入以电视为基本媒介平台的准社会关系感情。

　　准社会关系最初一直被认为是现实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品，尤其对于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没有得到满足的一类人，这种补救作用更是明显。但现在很多研究都已表明个体准社会关系的活跃度跟其自身的孤独感程度并不成正比，反倒是一些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现实社会交往越活跃的个体，准社会交往也很活跃，因为准社会交往和现实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相似的社交技巧。在这方面，德萨奥·特纳（Tsao Turner）、鲁宾（A.Rubin etal ）和芬恩·戈尔（Finn G orr）的研究表明，个体心态上消极的自尊并不利于其准社会关系的发展，积极的自尊才有助于准社会关系的发展。

　　国内对准社会关系研究较多的方建移博士，把促使准社会关系形成的两种动因说法归结为“缺陷范式”和“通用范式”。该学者指出，20 世纪80年代后半期， “通用范式”的观点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从事准社会交往研究的传播学者所接受。不少研究者也都认识到个体的想象力是促使其与媒介人物表征准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不可缺失的一个条件。

　　借鉴准社会关系发展的研究，传播学界可以更好地思考当前社会中个体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准人际关系和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际交往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又有哪些区别；另外，准社会关系发展的视角也可用来进一步考察媒体议程设置的根据与效果。

　　一些研究者认为，人类本身具有一种需要联系的内在需要，但这种需要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例如，因为他们具有社会焦虑，或他们没有可交往的人，也或者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们不允许与别人交往），那么一些个体将会寻求与电视中的虚构角色或媒介人物进行联系。^[2]

　　每一具体的准社会关系都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和破裂的过程。对准社会关系破裂的研究也是整个准社会关系研究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研究较多的要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观众在经历和他们喜欢的电视名人间准社会关系破裂时产生的伤感情绪，类似于他们解除一项现实社会关系时的悲痛感。观众的反应强度和他们与喜欢的电视名人间形成的准社会关系紧密度，还有观众自身的心理依恋模式都相关。

　　2006年，乔纳森·科恩与他人合作，以《老友记》（Six Friends）这个长达十年的美国室内情景剧为样本，从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视角，进一步考察了观众与他喜欢的某个演员之间准社会关系破裂时他们的情感反应情况。结果显示，观众与其最喜欢的演员间准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这一因素最能显示出观众在这一准社会关系破裂后的悲伤程度，而其他因素，诸如观众对节目的亲近程度、演员的大众认可度和观众自身的孤独感等，也和观众的悲伤程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但相互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这一结果对探求准社会关系和现实社会关系的异同，传播学研究和心理学研究的结合有很大的启示。

　　很多研究都已证明，个体现实交往的活跃度和自身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对其准社会关系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个体也会参照剧中人物生活情景和习惯去理解自己的生活。乔纳森·科恩曾详细论证，准社会交往和现实社会交往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都是相似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对象是眼前的人以及有现实的社会圈子，而另一个则是虚拟的，头脑中加工和构造过的假想场景。既是如此，这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相关性。^[1]

　　安·伯纳特（Ann Burnett）和瑞亚·莱因哈特·贝托（Rhea ReinhardtBeto）则借助该理论研究文学传播活动。在研究浪漫主义小说的阅读过程中，这两位学者注意到，被调查对象就提及，他们在书中会找到自己的影子，会和书中人物产生某种共鸣，并且还能在书中人物的身上学到一些应对现实问题的方法和技巧，例如改善他们与恋人之间的关系，排解恋人不在身边时的孤寂感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调查者反映，书中主人公的行为不真实，跟现实情况并不相契合，如果他是那个主人公的话，就不会那样做。^[1]

　　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对受众的影响有从认知到情感再到行动这样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而这一过程能否顺利进行完整，最终影响到受众行为，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其间关键性的一个纽带就是受众与媒介人物表征间准社会关系营造和维持状况，可见，准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传播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1]

　　粉丝文化下的影响^[3]

　　“准社会关系”会让很多人感到快乐，是因为他们能从中感受到很多关于“美好的我”的部分。有些人或能从中感受到理想的自我，或能从中感受到理想的另一半，或能从中感受到理想的爱情，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美好。而且这种关系还不像现实中的关系那样，会担心自己被对方拒绝或者关系陷入到某种尴尬之中。有些人甚至还会从这段关系中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学习了摄影、P图、剪视频、举办活动等技能。能从这种“准社会关系”中受益的人往往都具有现实感，他们能明确自己和自己喜欢的人的关系。

　　但那些缺乏现实感的人却容易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危险的关系之中。当他们从那种梦幻泡影中走出来时，才发现过去的自己有多可悲。在杨丽娟事件中，杨丽娟就曾因为自己的一个梦而对刘德华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觉得刘德华是她这辈子最喜欢的人，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见到刘德华。为此，杨丽娟的父亲卖房借债陪她去香港见刘德华，可他们还是没有得到单独见到刘德华的机会。杨父为此痛斥刘德华冷漠无情、无人性，并最终在香港跳海身亡，而杨丽娟在父亲去世过后仍然希望可以单独见上刘德华一面。这场悲剧的发生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而在多年之后，曾经为刘德华奔波的杨丽娟却出现在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中，劝诫节目中的当事人，不要迷恋“刘德华”。

　　一些研究者使用准社会交往用于描述媒介角色和媒介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而另一些研究者则使用准社会关系来描述这一现象，有时候两者也交替使用。尽管两者存在术语上的区别，大家对准社会交往和准社会关系的争议主要在于与时间的关系或者说交往持久性关系。一些研究者认为无论对准社会交往还是准社会关系的发生，观众与媒介人物间的亲密关系，类似于正常社会人际交往关系，需要依靠持续的交往(Rubin& M cH ugh，1987)。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准社会交往是发展准社会关系的条件，对于准社会交往的产生来说，媒介使用者不必经历与媒介人物长期的交互，甚至是多个偶然场合，其也会发生(Rubin，Perse& Pow ell，1985)。这说明准社会交往和准社会关系，在事实上，在理论概念是不同的。准社会交往和准社会关系交替使用，这一现状是与准社会交往研究文献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一。^[2]

　　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 Richard Wohl）在《精神病学》杂志发表论文《大众传播和准社会交往: 远距离亲密行为的考察》，提出准社会交往和准社会关系的概念，指受众对大众传媒中的人物当作真实人物做出反应。准社会交往和准社会关系是两个很难严格区分的概念，在最早的文献中，就是用准社会关系来定义准社会交往。1956 年霍顿和沃尔论文的第一页，将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好像面对面的关系直接定义为准社会关系; 而准社会交往强调的是相互作用，表演者为适应观众的反应调整其表演越多，观众就会 有更多的反应，这就是准社会交往。准社会交往和准社会关系是可以严格区分的，准社会交往是观众媒介消费时对媒介人物的反应， 而对媒介人物即时和更长时间的反应称为准社会关系，可见准社会关系包含了准社会交往。^[4]

　　传统的社会交往中，交往的参与者双方都是现实社会环境中的具象个体，而在准社会交往中，拟态环境中的虚拟人物取代了真实的交往对象。这一模式的改变突破了现实社会交往中空间的限制，同时也将社交的熟悉度门槛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受众与媒介人物间的准社会交往还会随着媒介曝光的时长不断深入，并超越媒介曝光时间，延伸至受众个体的现实生活之中。霍顿和沃尔通过研究发现，尽管媒体人物是无差别地向受众 进行呈现或表演，但受众却对其产生了独属于自己的、根植于内在想象中的单向且虚拟的感情投射。

　　社会交往理论是理解粉丝文化的一个角度。根据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的论述，“fan”这个单词作为“fanatic”（疯狂）的缩写，其词源是拉丁语中的“fanaticus”。最早意为“属于一座教堂，教堂的仆人、热心的教众”，后被引申出负面含义“被秘密性交祭神仪式所影响的极度热情狂热的人”，又渐渐泛化为“过度且不合适的热情”。

　　在粉丝文化中，粉丝与明星/文化名人之间就是所谓“准社会关系”，大多出自粉丝臆想。

　　吃准粉丝文化这一特点的正是偶像工业。

　　女儿粉，儿子粉，女友粉，妹妹粉，妈妈粉......当你路过任何一个规模化的粉丝群体，你都会诧异于粉丝群体中井井有条的家庭角色分工。

　　偶像工业将整个行业的存在基础建立在对粉丝“准社会关系”想象的去病理化之上：利用规模庞大且绵密熨帖的“粉丝福利”语料库，主动回应这些想象，给予其合法性认可，同时不断地为粉丝提供能够证明她们“与偶像处于一段亲密关系之中”的素材。所谓“粉丝福利”语料库，主要指的是偶像或偶像组合举办粉丝见面会、握手会，向粉丝比爱心手势，在社交网络上和粉丝展开互动等行为。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偶像工业得体地回应着粉丝们的“非分之想”，成功地吸纳了大量曾经被污名化，被驱逐、排斥在流行文化工业之外的生产力与消费能力。偶像也因此成为一种职业化的“大众情人”。

　　这也正是偶像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得以区别于演员、歌手的关键所在。因此，与其批判粉丝高呼“老公”，以偶像女友自居的行为是脑残，倒不如说，恰恰是此类有关亲密关系的想象，催生了偶像这一职业的诞生与成熟，并与此同时，将这种“准社会关系”想象的合法性，内化在了偶像工业的运营逻辑之中。

　　也就是说，倘若一名偶像忽然爆出绯闻或公开恋情，便无疑会对指向该偶像的亲密关系想象构成阻碍，粉丝对此感到不可容忍，亦是常理。某些偶像明星在公布恋情之后所引发的粉丝圈内外舆论的巨大分歧，恰是粉丝圈外的大众无法切身体会偶像工业运行机制的最佳例证。

　　1.单向交往向潜在双向交往转变

　　在新媒介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社交平台，俨然已经成为受众与媒介人物产生联系的新途径。部分粉丝是固定关注者，同时也存在不少的粉丝是潜在的关注者。但是在这样一种关注过程中，他们的共同行为都是：关注感兴趣的媒介人物，并通过媒介人物的新闻或微博，来了解其最新动态，并通过转发评论点赞私信等方式来与其发生“单向”交往。

　　基于以上的理论依据，对于娱乐明星“人设崩塌”引发热议的原因更加的清晰。娱乐明星，在微博环境中也算一个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受众看在眼里，在日常的更博活动中受众与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情感联结，对其会抱有更多的“现实依赖”。而一旦娱乐明星没有按照受众的“心理预设”去发表言论或者是形象塑造时，用户会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传播资源去尝试与明星进行直接的“交流”，包括直接发博、发布微博文章、转发、评论等方式，并在这样一种传播环境中逐渐形成一种“传播势力”，一旦这种“势力”足够强大，就会逼迫娱乐明星去“被动”回应这样一种“人设崩塌”现象。事实证明这样一种交往已明显具有“双向性”的性质。

　　在这样一个微博世界里，粉丝对娱乐明星本人及微博，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而娱乐明星的“被迫”回复将一直以来的“单向”交往演变为实际的“双向”交往。而在这样一种“准社会”交往模式下，受众才会对其“人设崩塌”反映如此激烈，由于这种交往本身就是单向度的。而随着这种对“准交往”模式下的媒介人物的热议，媒介人物开始做出相应的反映，所以在这样一种互联网环境下，准社会交往有了新的内涵，这种单向度的交往正在某些时刻向双向转变，或者说，在微博环境中，准社会交往存在隐性的双向度传播。

　　2.交往状态由好向好坏参半转变

　　在传统媒体的“准社会”中，媒介人物一直“扮演”着积极的媒介形象，其所发表的言论或者是呈现的状态都是向上乐观的，并对其受众产生一种单向的积极的影响。而随着互联网环境的成功建构，受众的信息接收由被动向主动转变，加上社会生活压力的加大，受众的关注点开始由“好”的向“好坏参半”转变，虽然一方面也关注“形势大好”的常规新闻，却也更多将目光集中在负面新闻的“爆料”上，受众偏好“偏激、丑陋、暴力、血腥”的新闻或者绯闻上。受众对网络审美或者说网络诉求有了新的认知，网络世界准社会交往中不仅需要单纯的积极的内容存在，消极的媒介人物也不断的被“接收”。

　　准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们之间日常人际交往关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人类本身存在一种自然的交往需要，当这种需要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那么一些个体将会寻求与虚构角色或媒介人物产生人际交往关系以满足这种需要。在网络上，这种“寻求”交往特征尤其明显。但是当这种满足无法在自己喜欢的媒介人物身上实现时，受众会立马转变“交往”态度，由以往的“积极”向“消极”转变。

　　在微博环境中，受众的态度转变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娱乐明星的“人设崩塌”，受众由以往对其崇拜几日之间转向嘲讽，并在此传播过程中表现出调侃式的可惜。而这种转变来得快，让媒介人物本人也是措手不及。而这一种转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网络平台的开放，为准社会交往的变动提供更多的可能，受众与媒介人物之间不存在强烈的交往，是一种弱关系、薄弱的“交往”，固然，媒介人物的“好坏”都能完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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