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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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異化（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人類嚮往一種平等、自由、親切的交往方式，但在現實生活中，交往活動出現了異化現象,物與物的關係構成了交往關係的中心內容並輻射到一切交往領域，造成了人類的交往物化,其結果是交往關係受到了物的支配，人們之間交往關係相互疏離、不平等、不自由。馬克思和哈貝馬斯都關註過交往異化問題。

　　馬克思指完全的商品社會中人們交往關係的矛盾現象。

　　1844年，他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中提出，當社會變成一個商業社會時，每個成員都帶有一定的商人性質，於是“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的和最初的形式、作為同人的本性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了”。

　　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他對交往異化作過較多的論述。他認為，在社會的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中，人本來應當是主體。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中，這種交往一方面要求普遍聯繫和全面依賴，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相互獨立（保密）和漠不關心，人成為這種交往的奴隸。

　　馬克思說：“隨著這種異化的發展，在它本身的基礎上，人們試圖消除它：行情表、匯率、商業經營者間的通信和電報聯繫等等（交通工具當然同時發展），通過這些東西，每一單個人可以獲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動情況，並力求使本身的活動與之相適應。”

　　戈德利爾說：“馬克思之所以偉大，就在於他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等的分析，‘真實地再現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或觀念上的各種事實，闡明瞭社會關係所帶有的那種虛幻性”。這個判斷揭示了馬克思交往異化思想中的一個要點：以“物”（商品、貨幣、資本等）的形式表徵現代社會中的“交往異化”事實。

　　“物化”，就是人們彼此關係的非人化、事物化。這一概念的提出，意義十分重大，對此，鄒世鵬說：“物化，這一為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所揭示，為盧卡奇所特別闡發，也引起存在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一些當代思想家高度重視的問題，已累積成現時代精神生活的總體問題”。不過，學界對“物化”概念的使用抱有謹慎態度，認為“物化”一詞，容易被簡單化為純粹之物（Ding）的物質化、外化、對象化等，失去其批判性，容易被曲解為抽象實體，失去其主體際性。為了避免誤解“物化”，一些學者在用詞上進行了斟酌，如日本學者廣松涉、平子有長等用“物象化”來表示“物的社會關係”，凸顯此“物”非純粹之物“Ding”，是社會化之物（Sache）。國內學者韓立新、劉森林等借鑒並接受這一用詞，認為“‘物化’表示了一種客觀事實，而物象化則進一步表示批判意識已經看透這種事實了。”學界在類似意義上的用語還有“事物化”、“事態化”等等，而本文還是採取通常所用的概念——“物化”，以示交往的異化形式——物（Sache）的社會關係。

　　考察發現，馬克思關於交往異化“物化”形式的論述，最初出現在“巴黎手稿”尤其是作為手稿之一的《穆勒評註》中。在《穆勒評註》中，馬克思通過對國民經濟學貨幣理論、信貸理論的批判，披露了交往異化的“物化”形式。

　　談到貨幣，馬克思直截了當地說：“貨幣的本質，首先不在於財產通過它轉讓，而在於人的產品賴以互相補充的中介活動或中介運動，人的、社會的行動異化了併成為在人之外的物質東西的屬性，成為貨幣的屬性”。就是說，貨幣雖還具有“物”的外觀，但在其本質上是具有“社會性”的交換的中介。對此，韓立新評價說：“這一中介的出現在人類史上絕對是一件大事，它不但使‘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而且使人格與人格之間的交往蛻變成私人所有和私人所有之間的交換，並反過來開始支配人格與人格的交往本身。”正因為如此，貨幣“成為真正的上帝”。如此一來，從事交換活動的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以貨幣為中介的私有者來相互對待，由於“兩個私有者發生相互關係的……就是他們的私有財產的物質”，那麼，“兩個私有者的社會聯繫或社會關係表現為私有財產的相互外化”。交往也就表現為私有財產與私有財產之間的社會關係，即“物與物之間的關係”。

　　在談到信用業時，馬克思說：“似乎異己的物質力量的權力被打破了，自我異化的關係被揚棄了，人又重新處在人與人的關係之中。”而實際上這不過是一種假象，“在人對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麵隱藏著極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異化”。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在信貸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屬或紙幣，成了交換的中介，成了“物”，“不是貨幣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貨幣”這看似“交換的媒介物的確從它的物質形式返回和回覆到人，不過這隻是因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併成了某種外在的物質形式”。

　　馬克思的物化思想又經典地展開在其後期論著《資本論》的“拜物教”批判中。“‘拜物教’和‘物化’的範疇是彼此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它們唯一的、相同的社會關係的兩個不同的提法，這種社會關係以物與物的關係掩蓋著人與人彼此之間的關係。”所謂“拜物教”，“這隻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係，但它在人們面前採取了物與物的關係的虛幻形式”。

　　“商品”是“拜物教”的初級形式。資本主義是一個“龐大的商品堆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人們從事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享有，而是為了交換。這樣，交換使勞動產品之間、從而使生產者之間發生了關係，不過，在交換的過程中，交換者雙方所關心的只是產品價值的實現與增值。因此，一旦勞動產品採取了商品形式，它就把“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

　　“貨幣”是“拜物教”的發展形式。貨幣是一般等價物，是資本主義顛倒世界的“上帝”。貨幣的這種功能和地位，勢必使貨幣成為人們欲望的終極目標，使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係直接通約為物的關係——貨幣關係。所以，“物的貨幣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東西，它只是隱藏在物後面的人的關係的表現形式”。當然，這種形式仍然是“物化”形式，並且變得更為精緻、更為耀眼。

　　“資本”是“拜物教”的完成形式。資本來到世間，“這種著了魔的顛倒的世界就會更厲害得多地發展起來”。資本“顛倒”世界的“厲害”之處，在於它把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物化”關係納入自身的“增殖邏輯”。為了揭示這一點，馬克思特別分析了作為資本神秘化的極端形式——生息資本，指出“在生息資本上，這個自動的物神，自行增殖的價值，創造貨幣的貨幣，達到了完善的程度，並且在這個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跡了。社會關係最終成為物（貨幣、商品）同它自身的關係”因而，資本主義社會關係達到了最高點的物化，取得了最徹底的物的形式。

　　總之，在現代私有者社會中，出現一種商品貨幣關係普遍地掩蓋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的社會現實。對此，馬克思控訴道：“這個異化的社會是一幅描繪了他的現實的社會聯繫，描繪他的真正的類生活的諷刺畫。”

　　假如說“物化”是交往異化思想的形式表徵，“社會對抗”就是其實質內容。假如說“物化”是現代私有制條件下“人與人的真實關係”的表現，那麼，“社會對抗”就是現代私有制條件下“人與人的真實關係”本身。馬克思的觸覺之所以能深入到這一點，與其徹底的批判精神及價值取向密切相關，他認為“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併在批判舊世界中實現合乎“人的關係”的新世界。

　　國民經濟學家很難達到這一“實質”，因為“國民經濟學以交換和貿易的形式來探討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繫或他們積極實現著的人的本質，探討他們在類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補充”，視“社會是一個商業社會。它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商人”，他們看到的是作為商品的物及物的關係。再加上國民經濟學家的階級局限性，使他們不願意去關註“物化”背後的人的社會關係，當然，也不會知道人的這種社會關係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類交往關係，而是特定歷史階段——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對抗性社會關係。不僅如此，為了美化資產階級社會，“國民經濟學把社會交往的異化形式作為本質的和最初的、作為同人的使命相適應的形式確定下來”。國民經濟學對人與人之間物的關係的純粹經濟學定位，所導致的後果是對現代私有制條件下“人與人之間真實關係=對抗關係”的徹底遮蔽。馬克思所做的就是要把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無視的“現實”剝離出來，進而把它大白於天下。

　　為了批判國民經濟學家，馬克思指出“假定一個人是私有者……私有財產是他個人的、有其特點的、從而也是他的本質的存在”，那麼，私有者之間為什麼要交換呢？根據國民經濟學的說法是由於需要，“這種物是我需要的，我沒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願意沒有它，在我看來，它是補足我的存在和實現我的本質所必需的”。這樣，就好像發生了國民經濟學所認為的：私有者之間存在一種因為個人匱乏和彼此需要而相互補充的物的交換關係，而且，交換是在自由、自願、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因而也是自然、公正的，如李嘉圖認為勞動者的生活費是他的勞動的自然價格，無產者為了活下去而去勞動乃是一種非常正常的情況。果真如此嗎？馬克思立足生產勞動對此做了否定的回答：“我同你的社會關係，我為你的需要而進行的勞動不過是假象，我們的相互補充，也只是一種以相互掠奪為基礎的假象。”就是說，國民經濟學依照“經濟規律”所精心“編製”的人與人之間基於物的需要而相互交換的社會經濟關係，只不過是表象上的規定，事實上暗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以“相互掠奪”為基礎的人與人之間的對抗關係，而國民經濟經濟學眼中的“物”（商品、貨幣、資本），恰是人與人進行對抗中的“公認的權力”。何謂“權力”呢？王德峰一言中的：“權力之為權力，總是指稱這樣一種人與人的關係，即人對人的支配欲被支配、控制與被控制的關係。”

　　大體上說，現代私有制社會中的社會對抗體現在兩個維度：一個是橫向的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對抗，另一個是縱向的資產者（資本家）與無產者（工人）之間的階級對抗。

　　馬克思認為，現代私有制社會是一個處於普遍對抗的社會，其中，每個人視他人為自己潛在的競爭對手、自己利益實現的妨礙者，“這種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這決定了現代性的生產不是本真“社會的生產”，交換也不是本真“互相補充的交換”，“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的產品只看作是自己的、對象化的私利，從而把另一個人的產品只看作是別人的、不以他為轉移的、異己的、對象化的私利”，由於我的產品是我的“私利”，那麼你對我的產品的需要並不能使你獲得支配我的產品的權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願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賴於我的紐帶，因為它使你依賴於我的產品”。其後果是，你的需要“根本不是一種你支配我的產品的權力的手段，倒是一種我支配你的權力的手段”，反之亦然。這種權力格局下，人的依賴紐帶、血統差別、教育差別等等統統都被打破了，人們成了獨立的“經濟人”，“確切些說，可叫做在彼此關係冷漠的意義上——彼此漠不關心”的人。

　　就縱向而言，社會對抗集中體現為社會兩大對立階級——工人階級和資本家階級——間的對抗，以資本家剝削、壓迫工人，工人反抗資本家為典型特征。

　　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二代的代表人物，他認為馬克思異化理論僅將視角集中於生產領域，忽略了主體與主體關係的重要性。他在20世紀70-80年代通過對於交往行為的研究，揭示了交往行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提出了“交往異化”理論。交往異化理論認為金錢和權力日益成為交往模式和手段，作為交往主體的人喪失了主體性、消解了個人情感與特征，最終滑向了工具性。這種片面、被動的人之間的交往並非是真正的交往，而是異化了的交往。

　　在現代社會中，之所以會出現交往異化的現象，正是由於系統入侵了生活世界。系統是哈貝馬斯的理論中與生活世界相對的概念，是指作為影響人們生活的一種社會制度或政治經濟組織。而系統就是在金錢和權力的驅使下，一種追求效率和利益的規則制度，是一種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的體現。哈貝馬斯認為，社會的演進過程也就是生活世界和系統的分離過程，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是一種合理的發展過程，但隨著系統的複雜性日趨增加，金錢和權力在系統中日趨占據主導地位，日趨呈現合理化，生活世界被系統入侵了，其原有的結構也遭到破壞，以生活世界為背景的交往行為也日趨呈現一種不合理化。語言在交往行為中的媒介作用被金錢及權力的作用逐漸削弱，逐漸成為了一種操作化、功能化、意識形態化的工具。“語言本身便是欺騙”，它所帶來的只是虛假的“意見一致”的“無效交往”。

　　馬克思與哈貝馬斯交往異化理論的顯著不同之處在於對生活世界存在基礎的認識。前者以實踐為基礎考察現實的人，認為私有制和分工是異化的根源；後者以交往為基礎考察人的行為模式，認為資本主義規則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蝕使得生活世界發生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