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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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异化（Communication Alienation）

　　人类向往一种平等、自由、亲切的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交往活动出现了异化现象,物与物的关系构成了交往关系的中心内容并辐射到一切交往领域，造成了人类的交往物化,其结果是交往关系受到了物的支配，人们之间交往关系相互疏离、不平等、不自由。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关注过交往异化问题。

　　马克思指完全的商品社会中人们交往关系的矛盾现象。

　　1844年，他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提出，当社会变成一个商业社会时，每个成员都带有一定的商人性质，于是“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对交往异化作过较多的论述。他认为，在社会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中，人本来应当是主体。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中，这种交往一方面要求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相互独立（保密）和漠不关心，人成为这种交往的奴隶。

　　马克思说：“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

　　戈德利尔说：“马克思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通过对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分析，‘真实地再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观念上的各种事实，阐明了社会关系所带有的那种虚幻性”。这个判断揭示了马克思交往异化思想中的一个要点：以“物”（商品、货币、资本等）的形式表征现代社会中的“交往异化”事实。

　　“物化”，就是人们彼此关系的非人化、事物化。这一概念的提出，意义十分重大，对此，邹世鹏说：“物化，这一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所揭示，为卢卡奇所特别阐发，也引起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他一些当代思想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已累积成现时代精神生活的总体问题”。不过，学界对“物化”概念的使用抱有谨慎态度，认为“物化”一词，容易被简单化为纯粹之物（Ding）的物质化、外化、对象化等，失去其批判性，容易被曲解为抽象实体，失去其主体际性。为了避免误解“物化”，一些学者在用词上进行了斟酌，如日本学者广松涉、平子有长等用“物象化”来表示“物的社会关系”，凸显此“物”非纯粹之物“Ding”，是社会化之物（Sache）。国内学者韩立新、刘森林等借鉴并接受这一用词，认为“‘物化’表示了一种客观事实，而物象化则进一步表示批判意识已经看透这种事实了。”学界在类似意义上的用语还有“事物化”、“事态化”等等，而本文还是采取通常所用的概念——“物化”，以示交往的异化形式——物（Sache）的社会关系。

　　考察发现，马克思关于交往异化“物化”形式的论述，最初出现在“巴黎手稿”尤其是作为手稿之一的《穆勒评注》中。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货币理论、信贷理论的批判，披露了交往异化的“物化”形式。

　　谈到货币，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就是说，货币虽还具有“物”的外观，但在其本质上是具有“社会性”的交换的中介。对此，韩立新评价说：“这一中介的出现在人类史上绝对是一件大事，它不但使‘人本身不再是人的中介’，而且使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往蜕变成私人所有和私人所有之间的交换，并反过来开始支配人格与人格的交往本身。”正因为如此，货币“成为真正的上帝”。如此一来，从事交换活动的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以货币为中介的私有者来相互对待，由于“两个私有者发生相互关系的……就是他们的私有财产的物质”，那么，“两个私有者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表现为私有财产的相互外化”。交往也就表现为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在谈到信用业时，马克思说：“似乎异己的物质力量的权力被打破了，自我异化的关系被扬弃了，人又重新处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在人对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或纸币，成了交换的中介，成了“物”，“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这看似“交换的媒介物的确从它的物质形式返回和回复到人，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把自己移到自身之外并成了某种外在的物质形式”。

　　马克思的物化思想又经典地展开在其后期论著《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中。“‘拜物教’和‘物化’的范畴是彼此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唯一的、相同的社会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提法，这种社会关系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所谓“拜物教”，“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商品”是“拜物教”的初级形式。资本主义是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享有，而是为了交换。这样，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不过，在交换的过程中，交换者双方所关心的只是产品价值的实现与增值。因此，一旦劳动产品采取了商品形式，它就把“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货币”是“拜物教”的发展形式。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资本主义颠倒世界的“上帝”。货币的这种功能和地位，势必使货币成为人们欲望的终极目标，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直接通约为物的关系——货币关系。所以，“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当然，这种形式仍然是“物化”形式，并且变得更为精致、更为耀眼。

　　“资本”是“拜物教”的完成形式。资本来到世间，“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资本“颠倒”世界的“厉害”之处，在于它把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物化”关系纳入自身的“增殖逻辑”。为了揭示这一点，马克思特别分析了作为资本神秘化的极端形式——生息资本，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达到了最高点的物化，取得了最彻底的物的形式。

　　总之，在现代私有者社会中，出现一种商品货币关系普遍地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社会现实。对此，马克思控诉道：“这个异化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了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

　　假如说“物化”是交往异化思想的形式表征，“社会对抗”就是其实质内容。假如说“物化”是现代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真实关系”的表现，那么，“社会对抗”就是现代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的真实关系”本身。马克思的触觉之所以能深入到这一点，与其彻底的批判精神及价值取向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实现合乎“人的关系”的新世界。

　　国民经济学家很难达到这一“实质”，因为“国民经济学以交换和贸易的形式来探讨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或他们积极实现着的人的本质，探讨他们在类生活中、在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视“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他们看到的是作为商品的物及物的关系。再加上国民经济学家的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愿意去关注“物化”背后的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不会知道人的这种社会关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交往关系，而是特定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性社会关系。不仅如此，为了美化资产阶级社会，“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国民经济学对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的纯粹经济学定位，所导致的后果是对现代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真实关系=对抗关系”的彻底遮蔽。马克思所做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视的“现实”剥离出来，进而把它大白于天下。

　　为了批判国民经济学家，马克思指出“假定一个人是私有者……私有财产是他个人的、有其特点的、从而也是他的本质的存在”，那么，私有者之间为什么要交换呢？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说法是由于需要，“这种物是我需要的，我没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愿意没有它，在我看来，它是补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这样，就好像发生了国民经济学所认为的：私有者之间存在一种因为个人匮乏和彼此需要而相互补充的物的交换关系，而且，交换是在自由、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也是自然、公正的，如李嘉图认为劳动者的生活费是他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无产者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况。果真如此吗？马克思立足生产劳动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不过是假象，我们的相互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就是说，国民经济学依照“经济规律”所精心“编制”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的需要而相互交换的社会经济关系，只不过是表象上的规定，事实上暗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国民经济经济学眼中的“物”（商品、货币、资本），恰是人与人进行对抗中的“公认的权力”。何谓“权力”呢？王德峰一言中的：“权力之为权力，总是指称这样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人对人的支配欲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大体上说，现代私有制社会中的社会对抗体现在两个维度：一个是横向的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抗，另一个是纵向的资产者（资本家）与无产者（工人）之间的阶级对抗。

　　马克思认为，现代私有制社会是一个处于普遍对抗的社会，其中，每个人视他人为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自己利益实现的妨碍者，“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这决定了现代性的生产不是本真“社会的生产”，交换也不是本真“互相补充的交换”，“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产品只看作是自己的、对象化的私利，从而把另一个人的产品只看作是别人的、不以他为转移的、异己的、对象化的私利”，由于我的产品是我的“私利”，那么你对我的产品的需要并不能使你获得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相反，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其后果是，你的需要“根本不是一种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反之亦然。这种权力格局下，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统统都被打破了，人们成了独立的“经济人”，“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的人。

　　就纵向而言，社会对抗集中体现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间的对抗，以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工人反抗资本家为典型特征。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二代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马克思异化理论仅将视角集中于生产领域，忽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的重要性。他在20世纪70-80年代通过对于交往行为的研究，揭示了交往行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提出了“交往异化”理论。交往异化理论认为金钱和权力日益成为交往模式和手段，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丧失了主体性、消解了个人情感与特征，最终滑向了工具性。这种片面、被动的人之间的交往并非是真正的交往，而是异化了的交往。

　　在现代社会中，之所以会出现交往异化的现象，正是由于系统入侵了生活世界。系统是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与生活世界相对的概念，是指作为影响人们生活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组织。而系统就是在金钱和权力的驱使下，一种追求效率和利益的规则制度，是一种最大化的工具理性的体现。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演进过程也就是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分离过程，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是一种合理的发展过程，但随着系统的复杂性日趋增加，金钱和权力在系统中日趋占据主导地位，日趋呈现合理化，生活世界被系统入侵了，其原有的结构也遭到破坏，以生活世界为背景的交往行为也日趋呈现一种不合理化。语言在交往行为中的媒介作用被金钱及权力的作用逐渐削弱，逐渐成为了一种操作化、功能化、意识形态化的工具。“语言本身便是欺骗”，它所带来的只是虚假的“意见一致”的“无效交往”。

　　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交往异化理论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对生活世界存在基础的认识。前者以实践为基础考察现实的人，认为私有制和分工是异化的根源；后者以交往为基础考察人的行为模式，认为资本主义规则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使得生活世界发生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