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經濟一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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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經濟一體化泛指以東北亞和東南亞為基礎的亞洲經濟融合。

　　亞洲經濟一體化運動開端於1992年達成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簡稱AFTA)。AFTA最初只包括汶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六國，後來越南、寮國、緬甸和柬埔寨相繼加入，現在已經囊括東盟十國。這是東盟試圖在經濟一體化方面有所建樹的初步努力。1967年建立的東盟，本意是成立一個鬆散的地區政治組織，在西方的卵翼下，將東南亞國家團結起來以抵抗來自北方(中國和蘇聯)的共產主義威脅，所以幾十年來並沒有著意於經濟合作。冷戰之後，東盟的政治功能色彩有所弱化，其成員國開始從經濟合作方面尋求這個地區組織繼續存在的意義，經濟一體化提上日程。

　　可以說AFTA是一個文本上的一體化嘗試，實際效果甚小。但另一方面，AFTA至少在精神上團結了東南亞國家，有助於東盟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儘管AFTA實際效果上名存實亡，但域外國家卻因此強化了東盟是一個共同體的印象，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個印象是以後亞洲一體化運動的概念基礎。

　　亞洲已經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地帶和財富聚集地。亞洲的經濟增長率早已經高過其他地區，國際貿易和投資總量，尤其是製造業，也已經超過其他地區。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最新報告，亞太地區貨物貿易占到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亞太經濟已經占到全球GDP產出的40%。此外，國際咨詢公司BCG的調查顯示，亞洲的私人財富擁有量已經超過歐洲，到2019年，亞洲的私人財富可達到75萬億美元，而同期北美的私人財富預估是63萬億美元，亞洲在富裕程度上也可超過歐美。

　　同時，地緣政治權力也向亞太逐步轉移，具體表現為中國和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國力量向亞洲的“再平衡”。在這個大背景下，亞洲經濟一體化，就絕對不僅僅是個普通的經濟問題，而是牽涉到亞洲及國際大格局的變化，甚至是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改變。

　　如何將碎片化的自貿協定整合起來，讓更多國家參與在一個泛亞洲(或其主要區域)大協定中，是推動一體化必須面對的課題。在這個問題上，過去十幾年在理論和政策層面出現了以下幾個模式：

　　第一是“10+3”模式，即東盟十國加上中國、日本和南韓成立一個東亞自貿區(EAFTA)，實現東亞(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的經濟一體化。這是中國自2003年來一直主張的模式。對中國而言，這個模式有幾個優點。一是規模較小，風險也因之較小。二是可以將某些域外國家(主要是美國)甚至是某些形跡可疑的亞洲國家(如印度和澳大利亞)排除在外。再者，中國相信，隨著自己經濟持續增長和國力上升，遲早可以在這個相對較小的區域居於主導地位。

　　第二個模式是“10+6”，這是日本所倡議、東盟也比較傾向的模式，即在10+3基礎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東盟國家向來與這三個國家交好且經濟聯繫密切，它們的加入也確實能帶來更大的市場和貿易量。事實上南韓也一度頗為欣賞這個模式。

　　第三個是曾曇花一現但後來又被重提的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簡稱FTAAP)概念。創建FTAAP的想法最初來自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工商咨詢理事會(ABAC)，該理事會2004年和2005年反覆勸說APEC領導人考慮建立FTAAP，但當時參會的各國領導人並不太感興趣，只是指令有關官員繼續研究。

　　亞洲經濟一體化長期以來面對的問題是它是市場導向的一體化，缺乏來自政府間合作的頂層設計。雖然10+3，10+6等模式被多次提出，但始終沒有多大進展。由於TPP霸氣的出現，亞洲原有的一體化軌道已經暫告停滯。這個憂慮在中國外交官傅瑩2015年11月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露無遺：

　　傅瑩文章所展現的正是中國在亞洲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現在所面臨的巨大困境。換言之，TPP已經將中國在這個過程中邊緣化。美國利用TPP團結了亞洲大多數國家，現在除了現有的12個成員外，印度尼西亞、南韓、印度都表示了加入TPP的興趣。唯一被排除的亞洲大型經濟體，就是中國。

　　東亞地區合作的進程正在不斷受到分歧和爭議問題的干擾。儘管中國-東盟合作不斷深化，東盟和中日韓，東亞峰會，東亞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議等區域合作框架卻趨於降速。由此引發的問題是，東亞區域合作能否保持前進的勢頭?

　　簡言之，在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新局中，中國首先應將主要的外交和政治經濟資源放在中日韓自貿區上，並以此為基礎促成RCEP在較高標準的基礎上達成。其次，積極準備加入TPP，而中日韓自貿區能為中國準備相當有分量的籌碼，爭取在TPP和RCEP的基礎上形成一個亞太自貿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