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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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经济一体化泛指以东北亚和东南亚为基础的亚洲经济融合。

　　亚洲经济一体化运动开端于1992年达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简称AFTA)。AFTA最初只包括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六国，后来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相继加入，现在已经囊括东盟十国。这是东盟试图在经济一体化方面有所建树的初步努力。1967年建立的东盟，本意是成立一个松散的地区政治组织，在西方的卵翼下，将东南亚国家团结起来以抵抗来自北方(中国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所以几十年来并没有着意于经济合作。冷战之后，东盟的政治功能色彩有所弱化，其成员国开始从经济合作方面寻求这个地区组织继续存在的意义，经济一体化提上日程。

　　可以说AFTA是一个文本上的一体化尝试，实际效果甚小。但另一方面，AFTA至少在精神上团结了东南亚国家，有助于东盟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更重要的是，尽管AFTA实际效果上名存实亡，但域外国家却因此强化了东盟是一个共同体的印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印象是以后亚洲一体化运动的概念基础。

　　亚洲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和财富聚集地。亚洲的经济增长率早已经高过其他地区，国际贸易和投资总量，尤其是制造业，也已经超过其他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最新报告，亚太地区货物贸易占到世界三分之一以上;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亚太经济已经占到全球GDP产出的40%。此外，国际咨询公司BCG的调查显示，亚洲的私人财富拥有量已经超过欧洲，到2019年，亚洲的私人财富可达到75万亿美元，而同期北美的私人财富预估是63万亿美元，亚洲在富裕程度上也可超过欧美。

　　同时，地缘政治权力也向亚太逐步转移，具体表现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国力量向亚洲的“再平衡”。在这个大背景下，亚洲经济一体化，就绝对不仅仅是个普通的经济问题，而是牵涉到亚洲及国际大格局的变化，甚至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改变。

　　如何将碎片化的自贸协定整合起来，让更多国家参与在一个泛亚洲(或其主要区域)大协定中，是推动一体化必须面对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十几年在理论和政策层面出现了以下几个模式：

　　第一是“10+3”模式，即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成立一个东亚自贸区(EAFTA)，实现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这是中国自2003年来一直主张的模式。对中国而言，这个模式有几个优点。一是规模较小，风险也因之较小。二是可以将某些域外国家(主要是美国)甚至是某些形迹可疑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和澳大利亚)排除在外。再者，中国相信，随着自己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上升，迟早可以在这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居于主导地位。

　　第二个模式是“10+6”，这是日本所倡议、东盟也比较倾向的模式，即在10+3基础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盟国家向来与这三个国家交好且经济联系密切，它们的加入也确实能带来更大的市场和贸易量。事实上韩国也一度颇为欣赏这个模式。

　　第三个是曾昙花一现但后来又被重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简称FTAAP)概念。创建FTAAP的想法最初来自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该理事会2004年和2005年反复劝说APEC领导人考虑建立FTAAP，但当时参会的各国领导人并不太感兴趣，只是指令有关官员继续研究。

　　亚洲经济一体化长期以来面对的问题是它是市场导向的一体化，缺乏来自政府间合作的顶层设计。虽然10+3，10+6等模式被多次提出，但始终没有多大进展。由于TPP霸气的出现，亚洲原有的一体化轨道已经暂告停滞。这个忧虑在中国外交官傅莹2015年11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露无遗：

　　傅莹文章所展现的正是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现在所面临的巨大困境。换言之，TPP已经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化。美国利用TPP团结了亚洲大多数国家，现在除了现有的12个成员外，印度尼西亚、韩国、印度都表示了加入TPP的兴趣。唯一被排除的亚洲大型经济体，就是中国。

　　东亚地区合作的进程正在不断受到分歧和争议问题的干扰。尽管中国-东盟合作不断深化，东盟和中日韩，东亚峰会，东亚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区域合作框架却趋于降速。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东亚区域合作能否保持前进的势头?

　　简言之，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新局中，中国首先应将主要的外交和政治经济资源放在中日韩自贸区上，并以此为基础促成RCEP在较高标准的基础上达成。其次，积极准备加入TPP，而中日韩自贸区能为中国准备相当有分量的筹码，争取在TPP和RCEP的基础上形成一个亚太自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