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循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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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循环理论(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精英循环理论是一种关于发展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循环论把事物发展看成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总是从一点出发再回到出发点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循环论古已有之。《周易·爻辞》的“无平不陡，无往不复”，《老子》的“逝日远，远日返”等都有浓厚的循环论色彩。赫拉克利特的“火变金，金变水，水变土”而又“土变水、水变金、金变火”是循环论的典型。

　　帕累托认为，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取代的政治现象，是精英之间的流动，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不过是不同类别的精英之间的恒久性流动罢了、精英之所以会发生流动，是因为政治统治因时、因地、因事而需要统治者具有不同的品质，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而事实上精英是难以同时兼具各种不同的品质，因而缺乏必要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精英循环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这种循环和流动是保持社会平衡的基本因素。经典的精英循环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描述，一是精英—精英流动，这一模式强调个体精英之间的循环;另一模式是社会底层群众—精英层流动，它强调的是阶层性流动。不论是哪一模式，精英主义都强调流动或循环的目的是维护和保证统治集团或精英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强调通过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新的精英产生于社会的较低阶层，升为更高阶层，在这里登峰造极，然后，趋向堕落，被消灭或消失，与这一精英循环过程相适应的就是社会状况的缓慢转变和改良、帕累托还试图用精英及精英循环概念说明社会系统—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他认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只有当执政阶层的能力、才干的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才是稳定的，而要经常保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精英循环，即非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以及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层。没有下行的循环，执政层就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腐败分子，使得执政阶层能力、才干平均值下降，从而不能确保其统治;同样，如果长期堵塞上行循环的通道，非执政层的能力平均值就要可能通过积累而上升，一旦具有执政能力的下层精英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联起手来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121帕累托告诫说，一旦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执政阶层中蜕化分子激增，同时非执政阶级中的精英不断增长，社会将随之失去平衡和稳定，而征服或革命将使新的精英掌权而建立起新的平衡。因此，保持精英循环渠道的畅通就非常重要。

　　如果精英循环渠道不畅、缺乏竞争性，容易导致精英腐化，而腐化使政府行政体系受到削弱，影响政治稳定。亨廷顿言:“现代化引起动乱，现代性则带来稳定”。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现代化阶段之所以会产生不稳定，亨廷顿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而要避免这种不稳定的产生，一方面，就要求政治体制能够创制政策，另一方面，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成的获得了新的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同时能把一些旧的，阻碍政治体制制度化的社会势力清除出体制，这样才能保证体制的稳定。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的阶段，如何让体制内外的精英在纵向和横向实现有效的循环保证政治系统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纵向循环要畅通

　　第一，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双向流动。这一双向流动主要针对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与政治精英，其流动有两个方向:一是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二是从体制内退到体制外，要实现精英的有效循环首先要保证好这样的体制内外流动畅通、第一种情况现阶段有法定的方式，公务员制度就为这种从体制外流向体制内提供了正式的渠道，为普通人进入体制成为政治精英提供了可能。然而，这向上的渠道也略显单一，不足以网罗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自然也不能达到行政效率的最大化、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进入体制的渠道和方式、一要实施包括考试录用在内的多途径录用方式，确保公务员录用的效度，保证其灵活性;二要以科学的分类原则确立人才标准，处理好“德”与“才”、“通才”、“专才”之间的关系，保证优秀人才进入政治系统;三要科学设置考试科目及内容，避免教条化和八股化，提高考试的针对性，这样才能选拔合适的精英进入体制。

　　另一种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晋升、辞职和辞退机制在也有说明，然现在的情况却表现为“好进难出”、“进多出少”的现状，考核也缺乏真实性和透明度，这样就阻碍了体制内外流动的畅通，形成体制内的臃肿，变得缺乏危机感和竞争性，自然也就会埋下腐败的种子，导致政治精英的逐渐衰落，影响政治系统的稳定、针对这一弊端，其一，就需要统治者有足够的勇气，净化内部环境，提高执政效率和透明度;其二，必须建立有效的与辞职和辞退制度配套、协调的政策法规和严明的考核制度;其三，尝试制定有关公务员辞退的单项法律，使公务员的辞退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更强的操作性，以保证“出口”畅通。

　　第二，体制内的政治精英的上下双向流动。这种纵向循环主要是针对政治精英，要求体制内的政治精英要实现职位晋升与降职的规范化，按照行政治理绩效合理评估政治精英的升迁与降职。现有的政治实践表明，多数政治精英是升迁路线明显，即便不合格者也鲜有降职的情况，而是维持原有职位或是平行调动，更有甚者还出现了某些政治精英今天因绩效差而暂时“待命”或“下台”明天就另有新的职位安排，此种情况比比皆是、长期以来，我国实际上奉行的仍是“职务终身制”，以致出现了“不到年龄不退休，不犯错误不下台”的不良现象，导致国家干部队伍“出口”的严重堵塞。虽然近年中央也有过下调政治精英的案例，然这种下调“希望之星”的举措，升迁的意味十足。这就容易造成政治精英的懒惰、不作为和行政效率的低下、而这种体制内政治精英的循环流动不畅就会导致精英素质的降低，进而影响统治精英治理能力。因此，首先，要强化公务员升迁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其次，应借鉴国外的经验设立一个独立进行考核的机构，使晋升有一个公平的制度保障;最后，应逐步推广竞争上岗和公开选拔制度，以增强精英的竞争，拓宽选才的渠道。

　　(二)横向循环要畅通

　　第一，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双向流动。这种流动主要针对社会上各行业的精英和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己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体现出了良好的政治素养，有进入体制服务的愿望，而部分政治精英由于某些因素不能很好的适应其在体制内的环境，又有进入社会领域的愿望。这部分人若能及时的找到适合自己的环境和职位，将会焕发新的活力，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对这部分人员要给于关注。这一流动也有两个方向:一是社会精英进入政治领域，二是政治精英进入社会领域。第一种情况虽也有先例，但大多是从国企的领导精英进入政治领域，然这样的转变显然渠道单一，且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因此，要完善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循环。首先，在思想和认识上要能与政治系统内部的循环相区别，做好进入者的政治化工作;其次，也要看到目前的这种单一循环渠道无法满足大部分社会精英进入政治系统的愿望，因此要适当扩大进入政治领域的社会精英的范围，努力开辟新的流通渠道;最后，要完善专业类社团的发展，充分发挥专业类社团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推动作用、专业类社团是由较高学术造诣的专业人员组成，这些组织中人才荟萃，人力资本雄厚，且综合素质较高，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若能进入政治系统将会对政府的运作起到很好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另一种情况主要针对分流出来的政治精英，这些想进入社会领域的政治精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分流出来之后的去向、如何整合这些分流出来的“昔口政治精英”对政治精英与社会精英间的循环就非常重要。首先，创造一个有益的制度环境与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理解和认识能力，给予退出者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其次，做好退出者的社会化工作，使其能顺利适应角色的转换，可以尝试进入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以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再次，这些分流出来的具有较高素质的“昔口政治精英”，可以发挥其优势投入到中间机构和教研机构中，将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度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可以成为政府科学决策的智囊;最后，建立和完善相关进入和退出机制，使流动合法化、规范化，同时要防止买官卖官现象的发生、

　　第二，体制内政治精英的横向流动。这种流动主要针对同一阶层政治精英。为了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构筑人才高地，就必须引入竞争淘汰机制，促进各个层级之间精英的流动，以往实践结果证明，政治精英在自己的出生地治理，很容易形成地方势力，致使少部分人成为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容易导致地方对中央政策执行效度的弱化，而新调任进入的精英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排斥，难以融入其中，其政策的实施将大打折扣。为此，首先，应形成和建立政治精英横向流动的一套任职、调任管理机制，特别是党政一把手及其副手，按任职期限定时进行交流和调动，实现政治精英的横向流动，这样可以防止政治精英地方化和势力化;其次，制定有效地绩效考核标准，实行优胜劣汰，形成同级政治精英的竞争，同时要注重对有潜力的政治精英的培养，促进政治精英的成长。保证这样的横向循环的渠道畅通也将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和效率，以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