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托马斯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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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托马斯主义教育(New Thomasim)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是提倡宗教教育的一种教育思想。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意识教育应该以宗教为基础，以神性为最高原则。如果学校排除宗教教育，那就违背了教育的最高原则。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基督教徒和有用的公民。基督教徒和公民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因此，实施宗教教育是学校课程的核心，为了对学生进行道德上的再教育和培养宗教信仰，学校的课程应该贯串宗教教育，以宗教原则为灵魂。该主义主张教育应该构成一个以宗教教育为核心的完整的教育体系。

　　(一)理论背景

　　新托马斯主义是相对“托马斯主义”而言，是对托马斯经院哲学思想的继承，是托马斯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复活。既是承继和复活便不得不从托马斯哲学的兴与衰说起。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为代表的托马斯主义，是“在改装和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修正了奥古斯丁等人的传统教父哲学和伦理学观点”，提出的新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受到教会的认可和赞赏并被奉为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因而逐步取代了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而成为神学正统，并在13—14世纪达到顶峰。之后，由于受到来自教会内外的种种批判和压力，托马斯主义开始走下坡路。到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使托马斯主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其宗教理论威信一落干丈，陷入空前危机。从18世纪开始，托马期主义传统基督教哲学一直试图重新复苏。到19世纪末，托马斯主义才找到了复苏的时机，新托马斯主义随即产生。

　　托马斯主义是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对传统的教父哲学和伦理学观点进行修正之后形成的哲学新体系。该理论仍旧维护宗教神学的权威和地位，但在一些观点上又与传统的教父哲学有所不同，比如它肯定了理性和自由意志，主张“先理解后信仰”，因而也就承认了世俗道德生活和幸福追求的相对合理化合法化，拉近了宗教神学与人类道德生活和行为的距离。这就使托马斯主义既具有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从而更切近社会生活实际，又保持着崇高的宗教理想精神，而得以超越现实、批判现实和干预现实。该理论的这一特点为新托马斯主义能够在现代西方社会将之复苏提供了可能性前提。

　　(二)社会背景

　　19世纪末开始，西方社会进入了工业大发展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也促进了社会物质文明的极大提高。为此，人们学习科学技术充满了无限感激，并寄予厚望，期望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能为其带来更好的生活，为人类社会解决一切问题。一时，人们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极为膨胀，科学技术充斥着人类的整个生活。在教育上表现为学校教育抛弃了西方自由教育的传统，而成了各种职业教育的拼盘。对此，哲学家们忧心重重，他们认为固然科学技术能够带来物质的繁荣，但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这种偏执态度和依赖心理必定要造成诸多的社会问题，事实上社会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一方面，人们神化了科学技术的力量，使人类自我对自然的僭犯恶化为对物质技术的狂迷和对神圣的蔑视，人由自然和科学的主人变成了从属于它们的奴隶。这使得人与物、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被扭曲，导致人格异化；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对于科学主义的崇拜，造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物质主义”。这种物质主义取向下，经济的合理性代替了人与社会的基本规律，物质欲望的满足代替了他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追逐金钱、财富成了人们活动的目的，人们没有时间和精力追问生命的意义以及生命的归宿。

　　上述问题成为19世纪社会发展的严重问题，导致了致命的后果——精神和文化的堕落，社会的毁灭。哲学家们认为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些属于智慧的、道德的、精神的问题。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以及物质主义的生活取向颠倒了人生活的真正目的，不能对“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社会?人的本性和命运是什么?”等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哲学家眼里这些是“人类的存在问题”，是一些哲学的问题。科学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说明它们的某些方面，但这些问题并不服从于科学研究。那么，如何挽救由迷恋科学技术造成的物质主义给人类造成的这种衰败局面，世俗的永恒主义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恢复所谓西方的伟大传统，至少要在实际上恢复古代的那种稳定的，以哲学而不是科学为定向的社会”。新托马斯主义者则认为唯一的方式就是重新发现人的本质，重新发现人类个人的尊严和意义。而人的本质和尊严就在托马斯哲学之中。因为托马斯哲学的宗旨首先就在于为人类生活确立最终理想和目的。那么，重新拾起、研究钻研宗教神学成为人们解决问题的一种选择，新托马斯主义者也将之视为自己的当然之责。社会发展引发新课题为托马斯主义的复苏、新托马斯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历史条件。

　　19世纪末，西方哲学在经历了理性与情感争论的艰苦历程后，又一次将天平倾向于理性哲学研究。哲学家们认识到，当代西方为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马赫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等，正是打着“拒斥形而上学”的招牌，拒绝对世界的本质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作出正面回答，试图把哲学变成“纯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逻辑”或“分析和解释的活动”。尽管它们在反对传统思辩形而上学、扩展和深化哲学领域方面各有自己的贡献，但从总的方向看，都是要取消哲学基本问题，抹煞作为科学世界观的哲学意义。哲学家们喊出了“回到休谟”、“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在这股潮流之巾也有宗教哲学的鼓吹者的声音。他们抬出了经院哲学的老祖宗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回到中世纪”、“回到经院哲学”、“回到托马斯”等口号，强调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首要地位。随即新托马斯主义产生，使托马斯主义在新时期得以以新的形式复活，并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

　　新托马斯主义自19世纪产生以来，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形成和发展，到20世纪中期，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最有地位、最有影响的宗教哲学。考察新托马斯主义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托马斯主义的创办时期。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发表《永恒之父通谕》(《天父神谕》)发起恢复托马斯主义运动，开始致力于确定复活托马斯主义的理沦宗旨，并进行大量组织、宣传上的准备工作。1894年，比利时神父曼尔西埃在《新经院哲学》一文中首次正式提出“新托马斯主义”这一概念，标志着新托马斯主义正式诞生。

　　这一时期托马斯主义的捍卫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宗教和科学二者的关系。在旧托马斯主义那里，科学没有任何地位，它们鄙视科学与理性，将教会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对立起来。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有了很大发展，它以对人类出人意料的贡献吸引了人类的几乎全部注意力，人们对之充满敬仰和迷信。托马斯主义的捍卫者们认识到此时若只是简单地沿袭老托马斯的理论、恢复老托马斯的旧调，复活的可能几乎等于零。所以复活托马斯主义首先应该做的的就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它，使之现代化。正如新托马斯主义创始人之一、比利时哲学家梅尔西埃(D．J．Mercier)在《19世纪哲学总结》(1900年)所说“作为现代托马斯主义的捍卫者，一方面应当尽量利用一些新的依据，另一方面应努力使托马斯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体现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上”。表现在他们渊和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不再与科学为敌，转而积极倡导对自然利，学的研究，充分利用利-学发展之成果为托马斯主义的发展丌辟道路。

　　第二阶段是新托马斯主义确立时期。自20世纪初至50年代，借助罗马教廷的力量，新托马斯主义渊整神学界内部的众多派系，最终确立了其在宗教哲学界的权威地位。

　　20世纪初至5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动荡，二战爆发及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打破了世界格局。其问原来适应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督教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它迫切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发现和肯定，于是出现了神学派别的林立，女}|以卢瓦齐(1875—1940)为代表的现代派神学、以蒂利希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神学、以卡尔·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派神学、以尼伯尔为代表的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等等。这些派别众说纷纭，观点各异，但总起来说都对上帝与《圣经》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这些与罗马教廷格格不人的神学观必定不能为罗马教廷所认同接受。为此，罗马教廷采取了两手对策。一是采取罗马教廷所惯用的强制手段来取缔和惩罚现代“异端”神学；二是更为重要的战略对策，通过构建新托马斯主义神学体系，确立罗马教廷官方神学哲学来抵制新“异端”神学。在这方面，法国神学家雅克·马里坦和吉尔松贡献卓著。他们从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观、社会观等主要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托马斯主义的神学理论体系，并被罗马罗马教廷确立为官方的神学哲学。这样在罗马教廷的运作下，该神学体系成为西方最有权威性、流传最广的宗教哲学。

　　第三阶段是新托马斯主义的多元发展时期。1962年罗马教廷召开第二次“大公会议”，确立开明、宽容和变通的理论发展精神，以适应时代发展。一方面允许神学内部的求同存异，进一步调和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展开与无神论、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另一方面结合现代西方的一些新哲学思潮(如分析哲学、存在主义、人格主义)，对托马斯主义进行了新的补充和改造，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如马里坦和吉尔松的存在的托马斯主义、马利夏尔开创的超验的托马斯主义、弗利斯的分析的托马斯主义等。这大大增强了新托马斯主义的生命力，更能适应时代的走向而求得生存和发展。

　　到20世纪中期，新托马斯主义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信徒最多、组织最严密、活动最频繁的哲学流派。从上述过程描述中可以看出，为适应现代社会，新托马斯主义者吸收、借鉴现代众多的哲学理论成果和科学技术成果，改造和充实托马斯主义理论，进而增强对现实生活的渗透力，也使自己能够向更远处发展。通过一系列“改革”，新托马斯主义有了区别于托马斯主义的特征：它不再因提倡宗教而公开反对科学，而是“调和”宗教与科学；它不再因抬高信仰而公开否定理性，而是“涮和”信仰与理性；它不再因宣扬神本主义而公开排斥人本主义，而是“调和”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鼓吹神学的人本主义。当然这些改革并没有淡化它的宗教色彩，也没有改变它的宗教哲学的宗旨。

　　(一)新托马斯主义的本体论

　　“本体论”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是指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追寻人和事物存在的根本或终极原因的哲学学说。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新托马斯主义理论家们认为是物质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源泉，这是无须讨论的。但是单纯说上帝的存在是神学的范畴。而神学是讲求信仰的，哲学则讲求真。只有将上帝的存在纳入哲学的范畴，才能更好的阐释这一神学问题，神学才能成为神学哲学。所以，新托马斯主义研究“本体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并把它看作是托马斯主义的核心问题。本体论的研究并非新托马斯主义者首创。在欧洲哲学史上，首开本体论研究之先河者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不过，与新托马斯主义者不同，亚里士多德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探讨那些超乎有形的物质之上的抽象的存在即“作为存在的存在”的，他“并没有由此而直接论证上帝是最高存在，只是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神学目的论结论。”因此，新托马斯主义的本体论研究只不过是利用皿里土多德的“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字面意义，论证上帝的存在。正加新托马斯主义者德·弗里兹所说：“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所力求达到的不是别的，而是要找出感性的经验世界通向处于整个可知世界彼岸的那隐秘的东西的合理的途径。这个最终目的就是上帝……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上帝存在。”其实，整个新托马斯主义理论就是以从各个方面说明和体现上帝的存在且是最高存在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在进行本体论研究时，不论圣托马斯还是马里坦等新托马斯主义者始终求助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他们断章取义地择取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关予“第一推动者”、“第一原因”、“宇宙的终极目的”等概念，运用理论思维的逻辑方法，建立了上帝存在论的证明体系。其中圣托马斯的“五项论证”最具有系统性和代表性。“五项证明”是指圣托马斯运用“运动论”、“因果论”、“必然性”、“事物等级论”、“目的论”，从因果和目的两个方面推论上帝存在的证明体系。在这一证明体系的理论基础上，马里坦运用“直觉”和“可理解性”这两个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修正了圣托马斯在纯逻辑推理上的不足，最终得出上帝是最高存在者。

　　新托马斯主义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推论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为人们质疑，遭到后人与同时代人的批判。但不管怎样，新托马斯主义者在其理论体系中最终确认了上帝的存在，也确认了上帝“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完美至善。即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是世界的主宰，是控制一切的永恒原则，是绝对至上的理想和目的。她规定了宇宙运动的方向、模式和计划，设定了人类生活的各种标准包括行为的标准、道德的标准。因此字商变化、人类社会秩序甚至人的行为不再是漫无目的、变动不拘，而是受着永恒原则的主宰与控制。如果要使人真正成为一个人，要消除社会中的混乱现象，使人生活得美满幸福，就必须理解这些永恒的原则，以获得一种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思想。由此可见，新托马斯主义本体论确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宗教本质。

　　(二)新托马斯主义的人性论

　　新托马斯主义认为人首先是一个本体论存在意义上的概念，认为人具有精神性的永恒的灵魂。对此，马里坦的分析可谓人木三分。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两分说”对人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是具有形式与质料的双重存在，即人既是肉体的存在，也是精神的存在，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两极的存在使人具有了两种不同的特性：个体性和个性(人格)。在人的构成中个体性不具有决定作用，有着决定作用的是人格。这是因为，马里坦认为，个体性存在根基在于物质肉体，它只能决定个体在“此时”和“此地”作为个别对象存存。人格则不同，似乎是更深奥。“它不是与质料相联系的，而是与最深刻和最高的存在尺度相联系。……人格指称着自我的内在性。”人格是一种不朽的精神存在，它根基于精神灵魂。马里坦认为人的本质恰恰就在于灵魂，它赋予人本质力量，从而使人获得了本质存在，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人。而这种人格并非人自身自然获有，他才分有了上帝的高贵、至善与永恒，他才变得高贵、永恒起来，他才获得了自己的本质：“人是赋有理性的动物，其至高无上的尊严在于理智；人在与上帝的个人关系中是自由的个体，其最高正义在于自愿地服从上帝的法律；人是罪孽深重、受过伤害并被召唤去享受神圣生活和美好自由的生物，其至善在于爱。”即人具有理性的、道德的、精神的本质。同时，由于与存在、真、善、美的领域及上帝直接联系在一起，人还拥有了绝对的尊严。

　　新托马斯主义从人与动物的区别巾确认了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的本质。人的骨骼、内部器官、肌肉组织、生殖系统的解剖特征和生理特征与其他哺乳动物非常相似，在生理的欲望和享受方面，也有类似之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创造物都能够分有上帝的本质而具有了理性和道德灵魂。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具有理性和灵魂。也只有人才能理解控制宇宙的永恒原则。这就决定了人的生活方式和动物的活动方式的根本不同。人类生活的价值，美好生活的标准并不取决于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物质享受，而取决于人的灵魂、理性对永恒原则的理解。“理解之所以有益，仅仅是因为理解是有益的。这种态度就像登山者一样，登山者用毕生的经历攀登高峰，只是因为那儿有一座山。这也像天文学家一样，天文学家研究星体，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星球需要来研究。”理解不带有任何的功利性，只是为理解而理解，理解着并享受着。

　　新托马斯主义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从属于上帝，但不因此而丧失了其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得以充分体现。“人是一个能竭力为他人或为国家服务而受到赞美的动物?只是整体中的部分，并服从那个整体吗?他要接受生产技能和技术以及利．学成就的洲练，而成为一种人类计算机或者自动装置吗?经济目的必定在教育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吗?或者说，人类是具有理性精神实质的人，注定是不朽的，具有超越宇宙中其他成分的重要性——他本身就具有永恒注定的目的吗?”对此，新托马斯主义者作出回答，指出人虽然是上帝的造物，是一种从属的存在，但他有一种比任何的创造物都高级的相对的自主性。在马里坦看来，人是一个相对微观宇宙，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他主要靠理智和意志把握自己；同时，正是因为人具有整体性和独立存在的本体价值，所以在社会中人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他不只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也不只是服从于这个社会整体。在一切活动中就不仅只考虑人的身体，还考虑照顾到人的灵魂和理性，甚至理应将后者置于优先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其次，新托马斯主义不仅给出人的本质，还指出人所具有的理性、道德、精神本性是永恒的。这也即是新托马斯主义关于人的永恒原则，它提供给我们关于人性、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以及最终命运的知识。他们认为，人虽然在历史中演进，但是人本性中的理性、道德、精神能力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具有的共同的、不变的本性，所以人的本质、价值、尊严、权利和命运不会有根本的变化，变化的只能是人获得的关于自身的知识。因此，人一旦具有了完满的人性，就能够控制环境，掌握真理，能够更好地理鹪他所生活的世界，以及自己在这个世界巾的地位、责任和作用。新托马斯主义同时指出，尽管人的本性巾具有这些能力，但这些能力是潜在的，它有可能被埋没，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它才能引发出来，而这种适当条件就是理智和道德的训练即教育。那么训练人的理智和道德、促进人性的觉醒和发展就是教育的当然之责了。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使学生知道什么是最大的善，帮助他们了解并建立一个价值等级，这将使他具有高度判断力和道德感。

　　新托马斯主义关于人的概念及人的永恒性原则为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目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新托马斯主义的认识论

　　新托马斯主义在批判近代经验论哲学观点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托马斯主义的认识哲学。

　　近代经验论哲学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唯名论传统，强调认识过程中感觉经验的作用，认为一切认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人们正是从感觉经验出发论证了普遍必然知识的构成问题。在此过程中“理性思维的作用不外是对简单观念的加减分合，而一般观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可见在经验主义者眼里感觉和理智之间没有性质的不同，至多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所以，依照他们的看法，人类的知识不仅全部包括在，而且仅仅局限于感性经验之内，除了感觉人们再也没有什么获取知识的方法。对此，新托马斯主义者给予了犀利的批评。马里坦认为，经验主义者把人类所特有的理性认识和生活变为动物所特有的感性认识和活动，以感性认识排斥理性认识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掺杂进去理性的成分，也给理性让出了地位，此时的感性认识已非彼时的感性认识，只是他们不愿意承认罢了。不管经验主义者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他们的做法已经带来各种混淆和矛盾。以人的教育来说，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教育理论也许会注意培养人的理性和精神的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反理性主义，把人看成是对环境的刺激和情境产生反应的动物，否定人阐明、支配和控制世界的能力，贬低人的价值，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极易忽视理性和精神力量本身的性质，漠视它们正当的需要和期望，其后果只能是把一切带回到了意义不明确的儿童发展水平，也就不能实现教育促进个体发展的目的。

　　新托马斯主义哲学认为感觉和理智在性质上有所不同，感觉认识“依靠于施加于身体器官的物质的作用，感觉到达事物的实际的和单一的存在，但只是被事物所显示的各种自然力量不可思议地表现出来”；理智“本质上是精神的东西，通过它从感觉经验所产生的普遍概念，达到事物的基本特征”。他们承认感觉一经验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但“感性认识的对象是不包含一般的个别”，因而它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恰恰是理性。“理性是人们达到真理的唯一的自然的手段。”理性可以把一般观念从感觉中“抽”出来，而且使作为感觉对象的具体的、个别的东两“一丝一毫不进入观念”，进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实现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这样新托马斯主义者就在感觉和理智之问作出了重要区分，甚至在感觉和理智之间做了某种割裂。

　　人们凭借理性达到的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通过理性获得的知识具有客观性、可靠性，马里坦在《科学与智慧》巾将之称为科学知识。人们可凭借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必然性、可靠性来理解自然、控制自然。但马里坦认为，宇宙之大之神秘，仅仅凭借理性人们还不可能穷尽宇宙之间所有真理，不能达到对真理的彻底认识。我们还需要一种超理性的知识即他所谓的智慧。智慧涉及到渗透于每一存在和所有存在之中的实在性，涉及到呼唤人类自由和本质的种种渴望。它是“同有关事物原因的知识相关联，与表明灵魂的某种高贵知识相关联”的一种知识。它不仅能够掌握自然现象，而且能够深入根本的和最普遍的存在的目的，它能够实现理性的最高期望和理性对自冉的渴望。可以看出，在新托马斯主义认识论哲学中，智慧超越于理性，它成为理智领域内最高层次的知识。超理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共同搭筑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真理使人自由”。“真理就在于心灵和现实的一致——在于心灵和存在或独立于心灵的存在的一致。”不断获得的真理打开和扩展了人的心灵和生活，使心灵和生活真正得到自由和自主。对新托马斯主义哲学来说，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它本身具有本体、内在的价值。虽如此，如前文所述，不同的知识具有的价值又是有所不同。为此他们划分了知识的等级：“在真正的价值等级中，超越时间的知识和爱，胜于并且包括和加速在时间之内的知识和爱。博爱，爱上帝，爱一切人，这是最高的德行。在理智的领域内，智慧能认识永存的东西，在心灵中建立秩序和统一，它由于特殊原因胜于科学和知识；为认知而知的思辩的理智，先于为行动而知的实际的理智。”在他看来，可以按照知识的价值确定知识的等级。在这一等级中，对人类精神而言，最有价值的知识不是技术、科学这些最具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而是智慧知识。这是因为智慧是与事物原因有关的知识，它“以最深刻、最普遍和最统一的洞察力，洞彻和包容事物”，它能够深入事物内部探寻存在的目的，从而使心灵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把握，实现心灵解放和自由渴望。其次，是为认知而知的思辩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所谓沉思的知识)，最后是为行动而知的知识。

　　新托马斯主义认识论严格划定了存在于感觉和理智之间的界限；强调知识的内在和本体价值，确立了关于知识的等级。这些奠定了教育方法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