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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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传播就是指社会信息的跨文化传递，或者是社会信息系统的跨文化运行。也就是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

　　主要关联到两个层次的传播:第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在日常交往互动中的融合、矛盾、冲突与解决方式，等等:第二，人类文化交往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主要指基于文化系统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往与互动的过程与影响，以及由跨越文化的传播过程所决定的文化融合、发展与变迁。

　　不仅关联不同文化的成员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还涉及人类社会中诸多文化要素的扩散、渗透和迁移。究其实质，跨文化传播就是一种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的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或者说，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

　　跨文化传播既是一种古老的人类历史文化现象，更是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重要技能，也是各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发展繁荣的主要推动因素之一。交通和传播系统的发展推动了跨文化传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霸权的扩张则是当今跨文化传播活动日益加强的主要内在因素和表现形式。同时，20世纪以来，各国人员，尤其是移民，相互流动的增加更进一步促进了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的三个要素是：认知要素、言语语言、非言语语言。

　　认知要素包括文化价值观、世界观（宗教）、社会组织。最直接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涉及：个体、家庭、宗教、唯物主义、人性、科学技术、进步与变化、竞争、工作与休闲、平等、性别、自然与环境、事件、正式与非正式、谈说、沉默、自信心以及人际和谐等。世界观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在于，多样的概念会产生不同的选择和行为。社会组织也会左右人们观察世界的方法和行为规范，从而影响认知和传播。

　　言语不仅是一种保存文化的形式，也是一种分享文化的手段，在不同的文化中，表达同一事物的语言所采用的符号和传递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此，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因文化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即使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人使用语言的方式也会有别于主导文化。

　　非言语传播也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互进行有效交流的一个要素。人的身体行为、身体动作、面部表情、时间的概念以及空间的使用等均会因为传播主体和接收者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式和理解，从而传递出不同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和价值体系。

　　文化价值观是跨文化传播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文化差异可能使跨文化传播变得极其困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无法进行。因此，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流，既要了解自己所属的文化，又要了解不同的和互补的文化。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中最大的问题。同时，跨立化传播是否成功，也取决于在特定的语境里是否采取了合适而有效的行为，没有违反已定的关系原则、规范和期望，实现了重要目标，或者获得了相对于付出和替代选择而言的回报。

　　跨文化传播不能做到真实客观是传播中几乎无法完全克服的一个问题，因为传播主体总是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去看待他者文化，因此，传播者的观察和结论往往会受到某个人和所属种族或文化取向的影响。这就要求在传播中排除明显的和潜在的敌意或偏见。^[2]

　　在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更加活跃和频繁。政治和经济强势的国家影响甚至操纵着跨文化传播，形成了文化霸权。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冲突更加严重，强势文化的扩张必然带来弱势文化的萎缩，导致单向的不平等的文化传播，对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产生威胁。构筑一个具有丰富性、多样性和有序性的跨文化传播，处理好跨文化传播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本土化的关系，避免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采取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态度，不仅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前提，也是跨文化传播所要追求和维护的价值目标。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由美国学者首先提出一套知识内涵和理论框架，并且其研究在美国最为发达，著述最多。其创始人是美国人类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他在美国政府培训外交家和使馆工作人员的外事服务讲习班从事教学和研究。霍尔不是从宏观的角度去讲授一般文化理论的抽象概念，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文化如何面对面影响交往的问题，从空间、接触和声调这样的微观问题入手。霍尔因此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他在《无声的语言》(1959)中首创了“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传播)一词，成为这一学科的开山之作。20世纪70年代，跨文化传播学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过去单一的研究视角逐渐被打破，原有的知识内涵和理论框架受到质疑。

　　跨文化传播研究是复杂的、动态的。它不仅在广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进行，同时还表现出特定语境下的特殊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的特征。跨文化传播研究所寻求的是在“互相参照”的过程中认识文化的特性，使各种文化都能通过对话而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同时，反思传播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影响、现实的文化冲突与文化霸权，探索在相互沟通、理解、尊重的基础上，维护和发展世界多元文化。

　　“文化即交流”。任何辉煌的文化都具备相同的特点，就是开放和包容，只有保持与其他文化交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明才能继续。当然，在文化交流中，相对弱势的文化可能需要面临更多的调整和转化。毋庸置疑，跨文化传播是当今全球传播的重要一环。

　　1、文化多样化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离不开跨文化传播，它总是和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它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必不可少的正常交往活动。作为全球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跨文化传播，促进了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各种优秀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合。跨文化传播虽是以西方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的传播，但毕竟为每位受众提供了多元的文化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只增不减的。这一理念在实际行动中已成为现实。比如说，默多克新闻集团下属公司曾促成了在英国举办的“古代中国奥秘展”。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总裁雷石东表示,他们进入中国是要把中国音乐介绍到国外去,是挖掘中国音乐的素材及演唱者,经MTV国际化包装,再通过MTV的国际化推销网络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与跨国传媒公司的合作，不仅是一次商业上的尝试，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

　　2、文化霸权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文明发展在现今阶段呈现的格局，是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人类文化传播中处于“文化施动者”的地位，非西方文明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处于“文化受动者”的地位，受动体民族在处于施动者地位的民族或国家面前往往存在自卑感。的确，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不平衡现象，而这种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存的全球传播体系虽然单纯在形式上打破了地缘政治的限制，但在内容上仍然充斥着文化霸权的色彩。由于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落后，欠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中一直处于劣势，而条件相对较好的发达国家则在全球传播中处于优势。发达国家利用这一优势在国际上压制欠发达国家的声音，借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美国普华永道的数据报告指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全世界100部畅销影片中，美国影片占据八成，牢牢占据垄断地位，进入21世纪，美国影视和音像产品的出口则超过了航空航天工业产品。

　　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就是兼容并蓄，因此得以绵延五千年历史。中华民族的组成，也是在众多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诞生的。跨文化传播对中华文明所带来的，毋庸置疑，主流是积极的一面。面对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展开跨文化交流，对于丰富民族文化本身是有益的，不能狭隘的否定跨文化传播这种重要的全球传播手段，正如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所说的，仅仅推广一种唯一的文化模式将是灾难性的。

　　但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我国所面临的西方文化入侵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代表性。比如说，在美国被视为垃圾食品的快餐麦当劳和肯德基，在我国却拥有青少年儿童这一庞大的消费群体。另外，好莱坞电影在中国丰厚的票房收入，出国热以及近年兴起的洋节热等都是西方文化向我国渗透的表象。我们不反对跨文化交流，但我们必须反思，在与别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我们给西方传递了什么样的文化和信息，我们损失了什么获得到了什么。在信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作为全球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怎样充分利用好社会化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手段，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传播中以积极的心态应对文化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传播自己的文化，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