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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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是指经济理论分析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规律或规则的学问，是经济科学发展演化的重要基础和衡量尺度。自19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中断过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索和争论。保罗·萨缪尔森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十分重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为提高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析水平和规范化程度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将通过对萨缪尔森经济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和剖析，试图从一定角度说明经济学方法论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关系，对经济学方法论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以便丰富和完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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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分为最高层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即经济哲学)和反映经济科学本身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两个层次。经济哲学一般是指经济学者在理论分析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或见解，有很高的抽象意味。经济哲学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较高层次，通常对经济分析的具体方法起决定作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哲学主要有以下特点：
布里奇曼在1936年发表的《物理学理论的性质》一文中，正式创立了操作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操作的知识(包括实验室或仪器等工具操作、纸笔或语言等精神操作)，没有操作意义的概念，应从科学中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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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里奇曼的著作发表一年后，萨缪尔森以“经济分析的基础”为主标题，“经济学理论的操作意义”为副标题撰写博士论文，试图将操作主义从物理学领域扩展到经济学领域，以推导出经济学中“有操作意义的定理”。但是，萨缪尔森所说的“有操作意义的定理”，指的是在理想条件下可反驳的经济事实假设，也就是说，定理是否具有操作意义决定于它在一定条件下是否具有可反驳性，这与布里奇曼所说的操作(主要指实验室或仪器操作)不尽相同。萨缪尔森所说的操作意义，实际上接近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此，马克卢普尖锐地指出，如果“有操作意义的定理”指的是一种可以证伪的理论，那么没有给经济学方法论带来什么突破。
尽管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导致其方法论观点发生转化的真正动因还是源于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之争。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他指出，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有效性的检验标准是它的预测能力。因为弗里德曼把理论作为实现成功预测的工具，所以博兰等人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属于工具主义，他本人也同意这一说法。
1963年5月，萨缪尔森对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观点，即萨缪尔森所说的“F歪曲”进行了批判。有趣的是，弗里德曼从未公开参加到这一讨论中。
萨缪尔森对F歪曲的定义如下：如果从理论中推出的结论在经验上是有效的，那么该理论就是正确的；理论或假定的非现实性与理论的有效性无关。他甚至认为，F歪曲包含了如果不用比现实更简单的事物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就会收效甚微，并得出了理论和假定与现实不符是理论的优点这一结论。对此，萨缪尔森运用数学逻辑并结合效用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加以批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现实的抽象假定经常是很有用的，但如果它包含着经验错误，就一定要被丢弃，而不能掩盖其不足。“我们不能以没有什么事物完全精确为借口，来降低经济学假设有效眭的检验标准”。
此后，萨缪尔森又针对弗里德曼的支持者马克卢普的批判发表了回应性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萨缪尔森的方法论观点明显地由操作主义转化为比较保守的描述主义。萨缪尔森明确指出，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理论描述不断更替和日臻完善的过程，因此与现象的接近就很重要，假定、理论和结果都应该与现实相符。他还认为，对可观察的现实通过方程式或其他手段进行较好的描述，是能在世间得到(或期望)的全部 “解释”。
(二)折衷主义
萨缪尔森是折衷主义的忠实信仰者。在代表著《中间道路经济学》中，萨缪尔森开宗明义，“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们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这不是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认真研究经济史的经验，加上50年来学习和发展错综复杂的经济理论，都迫使我不得不成为一个折衷主义者。”萨缪尔森也是折衷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在经济制度上，他提倡私营经济和公共控制混为一体的混合经济制度；在经济政策上，他主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结合；在经济理论上，他倡导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相结合的新古典综合，但由于该理论无法解决滞胀这一顽疾，萨缪尔森又被迫吸收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主流理论，对原有体系进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萨缪尔森曾直言不讳地说，折衷的理论尽管沉闷，但是渴望以现实为出发点的学者必须坚定地这样做。
一贯具有“冷静头脑”的萨缪尔森为何如此热衷折衷主义呢?原因可能在于他所经常强调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既然不精确，那么作为学者，就不必冒险去选择钱币的一面或者另一面，他该做的就是避免有趣、新奇而努力不犯错误。尤其令萨缪尔森感到安慰的是，历史上知识渊博的学者如穆勒、斯密和威克塞尔都是折衷的，虽然人们经常低估他们的贡献。
萨缪尔森的折衷主义受到了布郎芬布伦纳等学者的批判。布郎芬布伦纳深刻地指出，折衷主义存在于音乐、艺术、文学和烹调方面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在其他领域就是问题，而最大的问题就是存在矛盾。经济学同其他领域一样都力争处于科学状态，因此，用方法或方法论作为防范愚昧和草率的措施在学术上是不应存在的，这如同天下没有任何免费的午餐一样。
萨缪尔森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与方法
萨缪尔森在他所倡导的操作主义和描述主义的经济哲学指导下，以数学为主要分析工具，以一般均衡分析、极大化原则以及动态稳定和对应原理为具体分析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绝大部分核心理论进行了重新改写，很多研究成果还成为西方经济学领域公认的定理。这标志着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理论的科学分析水平方面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
(一)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数学
为清除经济分析中长期存在的由于文字论述的含糊不清而导致的谬误，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中，通过基本一致的数学形式，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加以总结。该著作不但标志着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期的终结，而且标志着西方经济核心理论的分析方式由过去以文字和图形为主，演变为以数学和推理为主的根本性变革。
对于数学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萨缪尔森认为：
(1)数学符号、几何图形与文字语言具有严格的逻辑等价性，因此，数学分析得出的真理一定可以通过语言形式转译出来。
(2)数学表述具有简洁明快；能够对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很少涉及定性问题；只要前提正确，很少出现因数学推理而导致的纯粹逻辑错误等优点。
(3)数学对于经济学的研究很重要。如果不懂数学，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要么日益厌恶这种分析方法，要么产生自卑情结而退出该领域，要么对这种憎恶感发起反击。因此，尽管数学不是在经济理论领域取得成就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它确实是一种障碍，因为它会轻易地将擅长文字的经济学家转变为平庸的数理经济学家，更何况当今数理经济学家与普通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与此同时，萨缪尔森也警告说，如果经济学家们日益强调技术水平较高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很可能使人们对他们的行为失去兴趣，从而弱化了理论对公众观点和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二)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
1、一般均衡分析。
萨缪尔森明确提出了由参数和变量构成的联立方程组来表示的一般均衡体系，并将一般均衡分析作为使各种经济问题得以统一处理的一般方法。萨缪尔森的这一公式化体系，适用于微观和宏观、局部和一般、静态和动态的各种均衡形式，不但使瓦尔拉斯体系得以具体化，而且使人们能够以此分析具体问题并得出具有操作意义的定理。萨缪尔森的一般均衡分析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他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斯托尔珀一萨缪尔森定理都是这一分析的成果。
2、极大化原则。
极大化(或极小化)本质上是根据规定的标准(通常是寻求目标函数最优)所做出的最有效选择。萨缪尔森从下落苹果的垂线轨迹和行星的椭圆轨道都能通过最优解描述得到启示，对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运用极大化(或极小化)方法对经济理论，尤其是对微观经济理论进行分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大多数企业家都遵循利润极大化原则(当然也包含支出极小化原则)，而消费者都力图实现消费品和服务偏好序数规模的极大化。于是，萨缪尔森对极大化方法做了系统研究，首先，他明确给出了极大化的一般定义以及严格的和弱的全局极大化和局部极大化的定义；其次，他利用泰勒定理证明了无约束条件下局部极大值的一阶、二阶充要条件，还利用拉格朗Et乘数法和海赛行列式，证明了约束条件下极大值的一阶、二阶充要条件，并从上述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值比较结果中得出了勒‘ 夏特利埃原理；最后，萨缪尔森主张将不涉及极值的问题转化为极值问题，并给出了实现这一转化的必备条件。这样，萨缪尔森就通过准确、明晰的数理形式，阐述了极大化方法的最一般结构。萨缪尔森对极大化方法的研究比较成熟，所以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以《经济分析中的极大化原则》为演说主题。
3、动态稳定与对应原理。
萨缪尔森十分重视动态分析方法，他说明了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真正的动态稳定分析。萨缪尔森指出，比较静态分析归根结底必须依赖寻找稳定均衡条件的动态分析。如果没有对动态调整过程的具体说明，对稳定均衡问题的思考将毫无意义。由此可见，“为使比较静态分析能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必须首先发展动态学理论。”肯德里对于萨缪尔森的上述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如果瓦尔拉斯因提出一般均衡方法而有资格获得“经济学中的牛顿”的美誉，那么萨缪尔森就有权因将经济学的动态方法和静态方法统一起来而获得“经济学界的爱因斯坦”的称号。萨缪尔森稳定分析理论的副产品是对应原理，该理论肯定了动态经济学(非均衡经济的研究)和比较静态经济学(均衡经济的比较研究)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或对偶关系。但是，迄今为止，该原理所表述的上述对应关系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所以对经济学理论仅有有限的影响。有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对该原理的普遍性和准确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有用的观点可以从这一原理中引伸出来。”
(一)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经济哲学与研究实践存在着严重脱节
原则上讲，经济学方法论与研究实践应该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系统总结和研究，指导研究实践不断进步；另一方面，研究实践所取得的进展或遇到的问题，又促使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完善，从而激发新的研究纲领或理论内容的诞生。可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却存在着经济学方法论与研究实践各行其道、言行不一的问题，豪斯曼称之为“当代经济学方法论之精神分裂症”，这一症状在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研究中都有明显体现。萨缪尔森经历了从操作主义到描述主义的转化，前者强调理论的可操作意义，后者强调理论对现实的描述，无论萨缪尔森坚持哪一种观点，都应体现理论假设以现实为基础这一根本原则。然而，萨缪尔森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并非如此。例如：在著名的消费一信贷模型中，萨缪尔森以生产的商品都被消耗掉，没有剩余，而且被消耗掉的商品不会增殖为假定前提，这显然与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现实情况相悖；在显示性偏好理论中，萨缪尔森以人们的消费偏好行为不受价格和收入变化的影响为假定前提，这与现实情况也差距甚远。
弗里德曼同样可以对号入座。尽管他认为，理论的有效性决定于它的预测能力，与假定的现实性无关。但是，在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弗里德曼主要根据的却是该理论的种种假定与现实不符，不再强调理论的预测能力。对此，弗里德曼曾直言不讳地说：“我的观察给了我这样的印象，即在一位作者的方法论观点与其实际的科研工作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联系。...对于影响科学结论这一目的来说，方法论的分析研究本身，并不是一项明显有用的活动，不论这些分析研究对其他目的来说可能多么有用。”看来在经济学方法论与研究实践脱节的情况下，坚持工具主义的弗里德曼更注重的是实际科研工作，毕竟百说不如一干。
对于经济学方法论与研究实践脱节的问题，琼斯曾深刻指出：“方法论就像是药品，我们之所以能容忍它是因为假定它对我们是有益的，但是却要悄悄地藐视它。我们宁愿为别人开出处方而并不乐意让自己服用。对方法论的学习发生在虚幻的另一世界，涉足其中的极少参与者被作为怪癖的人而接受。我们的哲学信念与日常实践只是偶尔才迎头相撞。”从琼斯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像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这样资深的西方学者，可能更善于为别人开一些自己不服用的处方，他们的方法论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自觉和严谨。也不难看出，西方经济理论并非都是在严密的方法指导下完成的，这才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建立近 200年才开始讨论前提假定的现实性这类问题。而当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和讨论方法论问题时，又不自觉地脱离了他们先前已经建立的理论。
至于经济学方法论与研究实践脱节的深层次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由于经济学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形成系统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诚然，当前西方学界确实存在着一些经济学方法论，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方法论的核心内容主要取自于科学哲学。应该肯定的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力图借助于成熟的科学哲学，来促使经济学研究思维的多元化，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毕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将与自然科学发展同步的科学哲学摇身变为研究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方法，就必然出现与经济学实践不相适应和“水土不服”的症状，使经济学方法论处于“食之无昧，弃之可惜”的尴尬境地。难怪弗里德曼发出了经济学方法论与实际科研工作毫无关系的慨叹。
(二)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分析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趋势，它的直接表现是：经济学研究中已不再完全使用纯文字表达和推理方式，而是越来越多地借助于严密的数学语言、复杂的数学工具和先进的数学方法。萨缪尔森作为较早运用数学形式对西方经济学核心理论进行表述的学者，关于数学作用的相关论述，使我们认识到将数学运用于经济学分析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数学有助于经济学家更好地从前提出发，经过严格的推理而得出结论，但结论的正确与否不仅决定于数学形式，更决定于前提假设和客观事实。因此，应避免过分追求数学形式，忽略理论假设和经验事实的错误倾向。
(2)在经济学数学化的过程中，不要忽视经济理论的通俗化问题，否则将减弱经济理论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众的参与意识。
(3)数学是一种语言，学习语言需要时间，这就要求患有“数学恐惧症”的学者们，要克服浮躁情绪，结合研究的问题，学习和丰富数学知识，适应中国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趋势。
读了该经济学使我对经济有了初步了解，我会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