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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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魯曉夫改革是赫魯曉夫執政期間對蘇聯經濟進行的改革。赫魯曉夫於1956年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中發表了“秘密報告”，對前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展開全面批評，震動了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引發東歐的一系列騷亂。任期內，他實施去斯大林化政策，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蘇聯的各領域均為活化，尤其文藝獲得解凍。同時，赫魯曉夫積極推行農業改革，使蘇聯的民生經濟得到改善。在冷戰中，赫魯曉夫領導蘇聯與美國和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峙，曾多次訪問美國。1962年，他策劃的古巴導彈危機一度使蘇聯和美國站在核戰爭的邊緣，但最終危機得以平息。1960年代，赫魯曉夫統治下的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惡化，撤銷了對中國的援助計劃。

　　1964年10月，當赫魯曉夫在黑海之濱渡假時，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發動了十月政變，赫魯曉夫“被退休”，赫魯曉夫改革就此失敗。

　　長期以來，蘇聯的傳統觀點一直認 為，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時期；第二個五年計劃(1933—1937)是建立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完 成階段，到30年代後半期，蘇聯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斯大林宣佈1937年蘇聯已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第三個五年計劃 (1938—1942)是建設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的開端。可以說，斯大林時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和片面發展重工業的經濟結構（斯大林模式），是發達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礎和雛形。斯大林的這一模式的基本戰略決策是，把人民的經濟、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給予低標準的滿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資源把國家高速建成社會主義強國。當然，不可否認，斯大林時 期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期，斯大林模式對於鞏固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防禦帝國主義的侵略，曾起過積極的作用。 但當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制度已經得到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取得了一定發展之後，仍繼續沿襲這種體制，顯然是戰略上的失策。

　　到50年代，問題暴露了出來。雖然工業發展很快，從1913年到 1950年增加了12倍，但是農業卻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還有所降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農業集體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53年全蘇人均糧食產量僅為432公斤。低於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應不 足，多數消費品質量低劣。農村情況更差。有的農莊的工分只有幾戈比。

　　面對這一現實，赫魯曉夫執政後對蘇聯的經濟體制進行了一些改革，試圖突破斯大林模式的舊框框。他首先從農業入手，採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取消農副產品的義務交售制；二是大規模開墾荒地，擴大播種面積，種植玉米，增加糧食產量；三是取消農業機器拖拉機站，把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

　　1961年10月，在蘇共召開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蘇共綱領》。“二十二大”決議和蘇共新綱領提出了以擴大企業許可權、加強經濟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係和各種經濟杠桿以及加強經濟核算為中心的比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綱領》強調指出：“為了動員內部潛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設投資、生產基金和財政資金，必須在國家計劃任務的基礎上，擴大企業的業務獨立性和主動性。提高企業在採用先進技術和更充分地利用生產能力方面的作用和興趣”；“根據商品貨幣關係在社會主義時期所特有的新內容，對商品貨幣關係充分加以利用”；“經濟領導將依靠對高生產指標的物質刺激和精神刺激，對勞動的物質刺激和精神刺激是爭取共產主義鬥爭中的偉大的創造力量。”《綱領》提出的上述三項原則，標志著蘇聯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新階段，“利別爾曼建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赫魯曉夫在1961年10月18日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談到蘇聯共產黨的新綱領，並宣佈蘇聯將在20年內“基本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反映了赫魯曉夫在決策重大問題時的主觀盲動性。

　　農業方面

赫魯曉夫種植玉米運動

　　赫魯曉夫執政期間，嘗試對蘇聯的經濟，特別是農業進行改革。為了擴大穀物生產，赫魯曉夫提出開墾荒地的辦法。1954年2月黨中央全會通過決議，決定在哈薩克和西伯利亞大規模開墾荒地。從1954年到1958年間，政府為開荒投資67億盧布，動員數十萬志願者到東部地區落戶，共開墾出4000萬公頃的土地。1958年蘇聯農業豐收，墾荒區共收穫穀物5850萬噸，占當年全蘇糧食總產量的40％以上。但墾荒政策也帶來了生態上的災難，60年代初墾荒區風沙侵蝕日益嚴重，幾十萬公頃新開墾的土地被破壞。

　　1958年6月，蘇聯政府取消集體農莊對國家的義務交售制，把它改為農產品採購制，並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從1952年到1964年期間，國家收購各種穀物的平均價格指數提高了7.48倍，收購畜產品的價格指數提高了15.69倍。1955年起，國家放寬對農牧業的生產管理，只下達國家收購各類農畜產品的數量指標，農莊有權自行安排生產，同時還鼓勵莊員發展副業經濟，允許莊員擁有自留地和飼養一定數量的牲畜。1958年2月，黨中央接受了赫魯曉夫的報告，決定將拖拉機等農業機器賣給集體農莊，並將機器拖拉機站改組為機器修配站。到1959年，絕大多數集體農莊被強制買下了農業機器。這種匆忙的做法打亂了農莊的決策進程，結果使農莊購買了大批機器，卻不能充分利用它。

　　赫魯曉夫看到美國種玉米對發展畜牧業收益甚大，於是強行要求在蘇聯擴大玉米的種植面積。1953年全蘇的玉米播種面積只有350萬公頃，赫魯曉夫卻要求到1960年擴大為2800萬公頃，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於玉米是乾熱氣候作物，而蘇聯很多地區日照量不夠，玉米經常結不了穗。赫魯曉夫的玉米種植計劃遭到了集體農莊莊員的消極抵制，最終徹底破產。1957年5月，赫魯曉夫突然提出，蘇聯的人均牛奶和黃油的產量將在1958年趕上美國，人均肉類產量將在1961年趕上美國。而此時蘇聯的人均肉產量和美國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魯曉夫不斷對地方施加壓力，要求各州採取果斷措施提高肉類產量。梁贊州委第一書記拉季奧諾夫向赫魯曉夫大膽保證：梁贊州將在1959年內使肉類產量增加一倍，出售給國家的肉類數量增加二倍。一年內拉季奧諾夫依靠宰殺州內所有牲畜、到鄰州搶購牲畜、虛報產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標。赫魯曉夫對拉季奧諾夫大加贊賞，並授予他列寧勛章和“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稱號。但是沒過多久騙局就被揭穿，拉季奧諾夫自殺身亡。

　　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成果。1951年－1955年間，蘇聯的糧食的年平均產量為3850萬噸，1961年－1965年間，年平均產量達到1.303億噸，增長近50％。肉類的年平均產量由570萬噸變為930萬噸，增加60％以上；奶類年平均產量由3790萬噸變為6470萬噸，增加70％以上。農莊莊員的生活明顯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為25盧布，1965年達到51.3盧布。但蘇聯農業的粗放經營、低勞動生產率並沒有被改變，農業產量受氣候影響波動很大。1953年－1958年期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間，農業產量的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7％。

　　工業方面

　　在斯大林時期，蘇聯工業絕大部分以計劃經濟的方式由國家集中管理。赫魯曉夫陸續把1.5萬個中央直屬企業下放到加盟共和國管理，同時擴大了加盟共和國的管理許可權。這次改革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管理企業的行政辦法，沒有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滋生了地方本位主義等問題。儘管如此，蘇聯工業仍取得了明顯的進展。1951年－1965年間，蘇聯工業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10.7％。鋼的產量從3810萬噸增長為8500萬噸，煤從3.2億噸增為5.5億噸，石油從5280萬噸增為2.23億噸，電力從1340億度增為4590億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資從1955年的76.2盧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盧布。

　　1959年，作為蘇聯經濟改革的一部分，赫魯曉夫在蘇聯首都莫斯科舉行“美國商品展覽會”，將百事可樂等美國著名商業品牌引進蘇聯國內與東歐市場，同時與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鬆進行了“廚房辯論”。赫魯曉夫在蘇聯國內開啟的經濟改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後陷入停滯。

　　赫魯曉夫上臺後，國家安全機關成員的審判特權被廢除，對政治犯的起訴只得通過地方黨委。赫魯曉夫在任期間沒有大的政治案件發生，對政治犯罪的起訴至多數百起。對異議人士的懲罰手段也換成了使之失業、解除大學職位、開除出黨等方式，或以“社會威脅”為由強制入院治療。1958年，赫魯曉夫將中央委員會會議的人數擴大到數百多位官員。1962年，赫魯曉夫將省的黨委劃分為兩個平行的機制，它們分別負責農業和工業。這在某種程度上帶來了管理上的混亂，但也避免了權力的過度集中。

　　赫魯曉夫重視戰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減陸軍和海軍。1955年－1957年蘇聯單方面將軍事力量削減了超過200萬人，1958年裁減了30萬人，1961年赫魯曉夫宣佈繼續裁減120萬人的軍隊。這引起蘇聯軍界人士的極大不滿。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了第一顆地球人造衛星史潑尼克一號，標志著美國蘇聯太空競賽的正式開端。1961年4月12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進入地球軌道，成為第一位進入太空的人類，顯示了蘇聯強大的國力和先進科技。

　　第一，由於缺乏正確的思想理論準備和指導，不進行改革總體設計和改革措施的試驗；

　　第二，赫魯曉夫性格上有魯莽有餘，冷靜、修養不足的缺點，在其執政的10年間，雖然試圖對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全面的改革，但往往是政策上前後矛盾，行動上虎頭蛇尾，最後以失敗告終。

　　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的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是淺層次的，形式的變化遠大於內容。它沒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沒有形成系統的改革理論，政策的調整和改革措施的選擇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赫魯曉夫的個人意志起著重要作用。赫魯曉夫執政後期，隨著他本人政策舉措的失誤，權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蘇聯體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顯，社會政治經濟形勢又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但是赫魯曉夫推行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帶有探索和開創的性質，極大地衝擊了蘇聯傳統體制的各種弊端。赫魯曉夫專橫的工作作風和改革的嚴重失誤，使黨內和社會上對他的不滿之聲越來越大。1964年6月被蘇共中央要求“自動退休”，解除了其第一書記職務，退出了蘇聯政治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