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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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赫鲁晓夫改革[1]
赫鲁晓夫改革是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对苏联经济进行的改革。赫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了“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在冷战中,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与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曾多次访问美国。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危机得以平息。1960年代,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撤销了对中国的援助计划。
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十月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赫鲁晓夫改革就此失败。
赫鲁晓夫改革的背景[2]
长期以来,苏联的传统观点一直认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期;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完 成阶段,到30年代后半期,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斯大林宣布1937年苏联已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第三个五年计划 (1938—1942)是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开端。可以说,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结构(斯大林模式),是发达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和雏形。斯大林的这一模式的基本战略决策是,把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要求放在第二位,只给予低标准的满足,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资源把国家高速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当然,不可否认,斯大林时 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斯大林模式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但当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仍继续沿袭这种体制,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
到50年代,问题暴露了出来。虽然工业发展很快,从1913年到 1950年增加了12倍,但是农业却徘徊不前,只提高了40%。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不快。某些方面还有所降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农业集体化的弊端日益暴露;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产量仅为432公斤。低于1913年的540公斤。城市中,副食供应不 足,多数消费品质量低劣。农村情况更差。有的农庄的工分只有几戈比。
面对这一现实,赫鲁晓夫执政后对苏联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试图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旧框框。他首先从农业入手,采取了三次重大改革措施:一是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农副产品的义务交售制;二是大规模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种植玉米,增加粮食产量;三是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把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
1961年10月,在苏共召开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新的《苏共纲领》。“二十二大”决议和苏共新纲领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加强经济核算为中心的比较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向。《纲领》强调指出:“为了动员内部潜力,更有效地利用基本建设投资、生产基金和财政资金,必须在国家计划任务的基础上,扩大企业的业务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在采用先进技术和更充分地利用生产能力方面的作用和兴趣”;“根据商品货币关系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特有的新内容,对商品货币关系充分加以利用”;“经济领导将依靠对高生产指标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对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是争取共产主义斗争中的伟大的创造力量。”《纲领》提出的上述三项原则,标志着苏联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向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利别尔曼建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赫鲁晓夫在1961年10月18日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谈到苏联共产党的新纲领,并宣布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反映了赫鲁晓夫在决策重大问题时的主观盲动性。
赫鲁晓夫改革的内容[3]
农业方面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但垦荒政策也带来了生态上的灾难,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
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了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了15.69倍。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8年2月,党中央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到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了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了农庄的决策进程,结果使农庄购买了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在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了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工业方面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了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了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1959年,作为苏联经济改革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美国商品展览会”,将百事可乐等美国著名商业品牌引进苏联国内与东欧市场,同时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开启的经济改革在1968年勃列日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后陷入停滞。
赫鲁晓夫上台后,国家安全机关成员的审判特权被废除,对政治犯的起诉只得通过地方党委。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了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1958年,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人数扩大到数百多位官员。1962年,赫鲁晓夫将省的党委划分为两个平行的机制,它们分别负责农业和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管理上的混乱,但也避免了权力的过度集中。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军和海军。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了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了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了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
赫鲁晓夫改革失败的原因[4]
第一,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理论准备和指导,不进行改革总体设计和改革措施的试验;
第二,赫鲁晓夫性格上有鲁莽有余,冷静、修养不足的缺点,在其执政的10年间,虽然试图对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改革,但往往是政策上前后矛盾,行动上虎头蛇尾,最后以失败告终。
赫鲁晓夫改革的结局和评价[5]
从总体上看,赫鲁晓夫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是浅层次的,形式的变化远大于内容。它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改革理论,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措施的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赫鲁晓夫的个人意志起着重要作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随着他本人政策举措的失误,权力集中程度的提高,苏联体制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再度凸显,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又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但是赫鲁晓夫推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带有探索和开创的性质,极大地冲击了苏联传统体制的各种弊端。赫鲁晓夫专横的工作作风和改革的严重失误,使党内和社会上对他的不满之声越来越大。1964年6月被苏共中央要求“自动退休”,解除了其第一书记职务,退出了苏联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