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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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溢價（Green Premium）

　　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或技術）的成本會比使用現在的化石能源（或技術）的成本高多少，主要來自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的《氣候經濟與人類未來》。綠色溢價目前通常都是正的，也就是零碳排放的成本要高於當前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當然也有極少的情形下綠色溢價已經為負。蓋茨指出，實現碳中和最關鍵的就是要千方百計降低綠色溢價。

　　比爾·蓋茨還舉了一個 “綠色溢價”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過去幾年，美國航空燃油的平均零售價約為2.22美元/加侖，而供噴氣式飛機使用的高級生物燃料價格約為5.35美元/加侖。“綠色溢價”就是二者之間的差額，即3.13美元/加侖，或可理解為超過140%的增長。由於航空公司不願為飛機燃料支付兩倍以上的費用，而且許多客戶會對由此造成的機票價格上漲感到不滿，因此生物燃料的“綠色溢價”意味著我們需要找到辦法，要麼使生物燃料更便宜，要麼讓航空燃油更昂貴，或者採用兩者的組合。

　　第一就是以非化石能源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發展，這個決定了零碳技術在經濟上能多有競爭力。非化石能源如果太貴，實現碳中和會非常困難。

　　第二就是碳的價格，化石能源能夠如此“便宜”的一個關鍵原因，是排碳在多數情況下還是“免費”的。如果碳的價格能夠反映對氣候變化的負外部性（無論是通過碳交易還是通過碳稅來實現），即使非化石能源技術不能變得非常便宜，使用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也可以降低綠色溢價。

　　第三就是碳捕捉和儲存技術的成本。碳捕捉和儲存的價格實際上是零碳技術成本的上限，因為在沒有別的可行技術的情況下，總是可以通過排放-捕捉-儲存來實現零碳排放。

　　綠色溢價和碳價並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聯繫的概念。

　　碳交易價格的背後蘊含著一個“綠色溢價”的概念。“綠色溢價”，就是指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或技術）的成本會比現在使用的化石能源（或技術）的成本高。這個“綠色溢價”，就是企業願意為購買碳排放量支付的金額的上限。通常情況下，減排成本低的企業會率先減排，而成本高者則不願意減排，這時碳交易市場就用碳價來做“指揮棒”，減排不達標的企業去市場上購買碳排放的配額，一旦購買的費用超過了技術改造費用，也就是超出了“綠色溢價”的額度，那麼，這時企業就會傾向於進行綠色轉型，通過改進技術來降低碳排放量。

　　按照中金公司《碳中和經濟學:新約束下的巨集觀與行業分析》一書的分析，“綠色溢價”和碳價格有以下關係：

　　首先，綠色溢價是比碳價更廣的概念。如果說碳稅和碳交易等狹義的“碳價格”不足以糾正超時空的外部性，需要公共政策在更大範圍的干預，綠色溢價可以提供一個包含碳價在內的綜合考量。降低綠色溢價可以碳稅和碳交易為載體，也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來實現，比如公共部門在促進技術進步和創新方面增加投入，行業和產品的綠色標準制定，建設降低清潔能源使用成本的基礎設施等。

　　其次，綠色溢價衡量的是現狀，而估算碳價涉及對長遠不確定因素的評估。估算碳價是由遠及近的方法，把碳排放 導致的氣候變化的長遠損害折現為當下的成本，綠色溢價是由近及遠，估算當下的成本差異，以此為基礎分析未來 可能的演變路徑。在長遠的目標（碳達峰、碳中和）已經確定的情形下，綠色溢價作為分析工具的可操作性更強。

　　第三，碳價格是一個整體劃一的概念，綠色溢價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由於技術條件、商業模式、公共政策的 差異，各行業的綠色溢價不同，甚至有很大差異，對不同行業綠色溢價的估算有助於評估政策措施在不同領域的 可行性。依據對新技術、新模式、以及規模效應門檻值的假設，綠色溢價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在實施路徑上的一些 關鍵時間點與指標。

　　水泥行業

　　水泥行業是製造業中碳排放規模最大的行業之一。據估算，2019年，中國水泥行業二氧化碳排放高達13.7億噸（含消耗電力的碳排放），單噸水泥的碳排放量約為0.6噸二氧化碳/噸水泥。水泥行業實現零排放需依賴碳捕捉技術，綠色溢價處於高水平。估算單噸水泥在2019年要實現零排放，單噸綠色溢價為278元（增加156%）。

　　鋼鐵行業

　　鋼鐵行業為中國工業行業第一大碳排放行業。估算中國2019年鋼鐵行業碳排放量達15.4億噸，，其中高爐噸鋼二氧化碳排放達1.68噸，電爐噸鋼二氧化碳排放達0.39噸。鋼鐵行業實現零排放需依賴碳捕捉，綠色溢價處於高水平，其綠色溢價為695元/噸粗鋼，較實現碳中和前成本增加22%。

　　有色行業

　　根據測算，2019年國內有色行業碳排放總量達到4.21億噸，其中鋁/銅/鋅/鉛行業分別為3.63/0.11/0.31/0.16億噸，鋁行業占比高達86%。根據中金研究所初步測算，在2019年實現零排放的綠色溢價約為3,436元/噸電解鋁，溢價比例26.9%，行業2019年總綠色溢價為1,220億元。

　　石化化工行業

　　石化化工煤炭與石腦油替代壓力大，主要源於化學品合成能耗需求與固定碳排。一般化學品製造過程中主要涉及兩部分碳排放：1）能耗排放，包括設備運轉需求的電力投入以及維持產品生產環境的蒸汽投入，2）反應碳排放。直接以天然氣、煤或者石油作為燃料以及化學品生產過程中能耗排放的部分可以通過其他清潔能源來替代，但是以天然氣、煤或者石油作為原料生產化學品涉及反應原理的部分排放則難以替代。並且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化工品的需求仍將繼續擴大。

　　一般製造業

　　從總量來看，一般製造業碳排放量為2.05億噸（含消耗電力的碳排放），占全國整體碳排放/製造業碳排放比重分別為2.2%/5.7%。從結構來看，電力/非電碳排放比例約7：3。一般製造業採用的原煤、焦炭、天然氣、柴油、汽油、其他洗煤、其他氣體、焦爐氣排放量約128/23/22/8/6/4/4/1百萬噸。

　　一般製造業實現碳中和主要依賴於清潔能源替代，綠色溢價相對可承受：綠電成本較綜合電力成本高約11%；對於工業車輛油耗及冶金，電動化與氫能替代是兩大主要路徑；天然氣作為重要的過渡能源，假設碳中和成本為0。綜上，一般製造業碳中和對應綜合綠色溢價1,106億元。

　　蓋茨也承認，計算“綠色溢價”並不是一門精確的科學。例如，它涉及到對新興技術的成本做出假設，而懂行的人可能會不同意這些假設。另外值得註意的一點是，“綠色溢價”的存在原因之一，是化石燃料的成本價格沒有考慮到它們通過讓地球變暖而帶來的損害。在許多情況下，清潔替代產品看起來更昂貴，那是因為化石燃料的價格便宜得不太正常。

　　所以即使“綠色溢價”是個不完美的衡量標準，它也比沒有任何衡量標準要好。一方面，它幫助我們衡量在消除碳排放上獲得的進展。“綠色溢價”越高，我們離零碳未來就越遠——尤其是對像印度和奈及利亞這樣能源需求不斷增長的低收入國家來說。它還能作為行動指南。在“綠色溢價”很高的情況下，我們知道我們需要能夠減少這一成本差距的創新。如果“綠色溢價”很低，或者清潔替代產品實際上比會產生污染的產品要便宜，那麼這表明除了成本以外，還有一些其他原因阻撓了零碳產品的應用。我們需要瞭解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