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態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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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流動的現代性、液態社會、液態社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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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態現代性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即各種社會關係處於不斷‘液化’的狀態。
液態社會的提出者是擁有波蘭與英國國籍的社會學家哲學家鮑曼，鮑曼繼2000年出版的《流動的現代性》一書，他認為：“在液態現代社會，不再有永恆的關係、紐帶，人際間互有牽連，但不再著重緊密扣緊，在於可以隨時鬆綁。”
所謂“液態現代性”，“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模式即各種社會關係處於不斷‘液化’的狀態。液態現代性狀況下的人們過的是一種‘液態生活(liquid life)’”。在鮑曼看來，現代人生活在“時間密集，空間緊縮”的環境中，時間成為衡量智慧和能力大小的最重要因素。社會由一種固態變為液態，這導致人們的思維方式轉向“零散化”，行為方式變為“非規則化”了。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鮑曼在2000 年後先後出版的《液態現代性》、《液態時代》等書中表述我們現代社會最大的特征就是液態化，現代社會已經從一種堅固、沉重、形狀明確的固體狀態變為流動、輕盈、千姿百態的液體狀態。他認為現代社會的本質體現於時間與空間的分離，“當資本擺脫了時間和地獄的限制，以電子信號的速度在全球實現了無障礙自由移動時，就產生了所謂的時空壓縮，即人們生活在時間密集，空間緊縮的環境中，其結果是現代性穩固時期的‘全景監獄’式的權力管理模式（監控）被‘單景監獄式’的權力管理模式（誘惑）所替代，現代任務的集體化也相應地被個體化所取代，形成了資本、國家和勞動力相互分離的‘液態現代性’”。[1]
鮑曼從此很少使用“ 後現代性”一詞。在2000年出版的《 流動的現代性》中，他用“ 固態的現代性/液態的現代性”這對概念代替了“ 現代性/後現代性”概念。由這本書開始，他出版了“ 流動的現代性的五部曲” 。他認為，吉登斯的“ 晚期現代性”和貝克的“ 第二現代性”都不能準確、精當地反映當今社會的重大變化，相反，“ 流動的現代性”( 液態的現代性) 這一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世界的變化和它的連續性。[2]
鮑曼將當前的現代性稱為流動的現代性，並相應地把先前的現代性稱作固態現代性。流動的現代性概念的提出，同時表明鮑曼對現代性之當前階段的內在缺陷和危險傾向的察覺：正如固態現代性產生出壓制、極權、屈服和自由的窒息，流動的現代性則引發個體的孤獨、自由的無用、世界的無序、安全的喪失以及生存的恐懼和焦慮。
中國的液態現代性[1]
現代中國社會已經體現出一些液態社會的特征：中國已經進入“瞬時”時代，人們對瞬時與快速的追求取代了對連續持久的期待，速度成為能力和智慧的決定性因素；消費社會已露端倪，既有的規則與標準都正快速液化，不再存在穩固的單一權威。
首先，“瞬時”時代的來臨。“快”成為時代特征，人們總是希望以“最短時間”穿越“最長的空間”，“提速”成為人們的終極追求。隨著交通工具及人類科技的進步，“瞬時”成為可能：“工信部動員寬頻提速要求2012 年4M 用戶超50%”成為最激動人心的新聞；即時性旅游成為現實，“武深直達高鐵最快4 小時11 分”掀起“萬人互游深武長”活動。這種嶄新的時空關係給現代社會註入了生機和活力，使其表現出“液態”特征：短暫、輕快、流動，我們已經處在“瞬時”的沉醉之中。
其次，中國消費社會的特征越來越明顯。“在消費者社會中，權威/ 知識的合法性因消費者的選擇而獲確認，讓消費者成為此過程中的實質掌權者。此種情形讓消費者社會中的權威/ 知識分子不再發號施令、指引方向，反倒只是一味的迎合、說服與引誘選擇者。”
消費者成為真正的上帝，多樣的消費者造就中國大陸消費社會呈現出“眾聲喧嘩”的景象。而消費者常常是為追求欲望的滿足而非生活的需求而消費，使得如何滿足與實現消費者自我欲望成為消費社會最基本的規則與標準。因滿足感很容易在消費的同時而消失，使得消費過程成為消費的目的，又由於對“瞬時”的追求，使得欲望滿足呈現“淺嘗輒止”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