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偏好逆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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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拉範利斯—維爾（Stefan Valavanis—Vail）針對里昂惕夫的發現，提出了各國的消費偏好可能發生“逆轉”的推論[1]。維拉範利斯—維爾認為，依照各國的要素稟賦狀況判斷它們各自的比較優勢，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對外貿易結構和商品流向，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等等，都只是從供給的角度考察要素供給與商品供給的相互一致性，因而也是很不全面的。

　　按照維拉範利斯—維爾的推論，一旦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的消費者對資本密集型商品有超強的消費偏好，或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的消費者對勞動密集型商品有超強的消費偏好，這樣一種消費偏好的“逆轉”就及有可能導致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的國內市場上資本密集型商品的供給相對不足，或者導致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的國內市場上勞動密集型商品的供給相對不足。這就必然要求兩國通過進口來對國內市場的供給進行補充。僅就商品生產中資本和勞動的耗費比例決定的兩類商品的貿易模型分析，一類商品的進口最終都是要由另一類商品的出口來支付。於是，就出現了“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出口勞動密集型商品用以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或者“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出口資本密集型商品用以支付勞動密集型商品的進口”這樣看起來極不合理的“反常”現象。

　　維拉範利斯—維爾將人們的視野由供給（生產）領域引導到需求（消費）領域的確很有見地，但他提出的各國的消費偏好可能發生“逆轉”的觀點畢竟只是一種推論。三年後，在霍特哈克（H. S. Houthakker）為紀念“恩格爾法則”（Engel Law）一百周年撰寫的論文中，維拉範利斯—維爾的推論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地得到了驗證[2]。

　　儘管如此，當時國際經濟學理論界一般不贊成用消費偏好“逆轉”說來解釋里昂惕夫之謎。因為，第一，這一學說從根本上改變了赫克歇爾和俄林理論最核心的理論假定前提之一——各國的消費偏好一致，且固定不變，因而消費對貿易不發生影響；第二，大量的實證研究材料表明，在工業發達國家之間，各國的消費結構基本認同，而且出現了隨經濟發達程度的提高和人均國民收入的增加，這些發達國家的服務性消費日益增多的共同趨勢。顯然，服務性消費增加同里昂惕夫在研究中發現美國進口資本密集型商品的“反常”現象沒有太大關係。

　　1961年，斯塔芬·林德（Staffan Linder）提出了“林德命題”（Linder Theorem）[3]，為消費偏好“逆轉”說提供了某種意義上的反證，維拉範利斯—維爾當年的推論才又重新引起了理論界的關註。

　　“林德命題”認為，從生產者的角度考察，一般的規律是，生產者首先向國內市場供應產品，然後才向國際市場供應產品。這就是說，無論何種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廠商首先是生產在國內市場上存在現實需求的產品，然後才生產出口商品。此外，雙邊貿易的規模與商品結構同貿易雙方的收入水平以及由此決定的消費層次和消費結構密切相關。可見，“林德命題”可以被用來解釋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多集中地表現為它們之間的相互貿易的原因。這就從一定意義上將貿易同消費偏好與消費結構聯繫起來了。

　　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結合“林德命題”來考察消費偏好“逆轉”說，可以看到，消費偏好與消費結構對國際貿易結構和商品流向發生影響的痕跡是比較明顯的。在發達國家同發展中國家之間，由於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巨大，的確存在著迥然相異的消費偏好與消費結構。前者的“恩格爾繫數”很低，而後者的“恩格爾繫數”要高得多。也就是說，當年維拉範利斯—維爾關於各國間存在消費偏好“逆轉”的推論——“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對資本密集型商品有超強的消費偏好；勞動要素相對豐裕的國家對勞動密集型商品有超強的消費偏好”——是有一定道理的。

• [1]維拉範利斯—維爾.里昂惕夫的稀缺要素之謎.《政治經濟學雜誌》,第52捲，1954年12月
• [2]霍特哈克.家政開支結構的國際比較——紀念恩格爾法則一百周年.《計量經濟學雜誌》,第25捲,1957年10月
• [3]林德.《論貿易與交換》.約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1962年,紐約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