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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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定價(Local Currency Pricing,LCP)

　　本地定價是指一種定價策略，在不同的市場上會為商品定不同的價格，用以反映顧客購買力、分銷成本、稅收系統和其他市場特征。

　　採取本地定價策略，意味著物流企業(賣方)在自家門口索取相同的價格。顧客按照基價購買產品，企業負責將產品運至產地的某種運輸工具上並裝貨，交貨後，由顧客承擔全部費用和風險，即每個顧客各自負擔從產地到銷地的費用。這種定價策略比較單一，適應性較強，但對企業也有不利之處，因為它削弱了其在遠方市場的競爭能力，遠方顧客為了減少費用，將會就近選擇賣方。

　　早在1986年，Krugman(1986)就提出用因市定價(Pricing to market)來解釋某些商品的價格歧視，Dornhusch(1987)則線上性技術的假設下運用了相關產業組織理論的不同模型來分析對匯率與物價之間的關係，探討匯率變動及貨幣工資不完全調整對企業和行業產生怎樣的實際成本衝擊。然而由於傳統的巨集觀經濟學慣於將物價決定看成黑箱決定的變數，Obstfeld和Rogoff的分析框架被廣泛運用之前，雖然也有一些學者建議重視價格調整的粘性(再如，Mussa,1986;Svensson和van Wijnhergen,1989;Stockman和Ghanian,1993)，大多數的匯率模型還是建立在國際貿易中貿易品一價定律成立的基礎上的，關於匯率對物價的不完全傳遞的研究也並未受到重視。^[3]

　　事實上，傳統理論對價格彈性所作的假設源自於兩個隱含前提，一是恆定的邊際成本(Goldberg和Knetter,1997)，二是由於完全競爭而導致的零成本加成定價。直至近期，大多開放經濟的DSGE模型，包括Erceg,Guerrieri和Gust(2008)闡述的美聯儲第一代SIGMA模型，都隱含了Dixit Stiglitz偏好，這意味著價格對邊際成本的加成是恆定的。在這種框架下，至少在名義價格剛性逐漸消退的幾個季度後，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就是完全的(Mishkin,2008)。然而，在世界競爭壓力提高、物價指數保持在低位的大背景下，出口企業很難將匯率的變化完全傳遞到出口價格上(Taylor,2000),在發生匯率衝擊後，出口商將收到的成本衝擊在本幣標價的出口價格和外幣標價的出口價格之間進行調整，根據目標市場需求彈性來調整在不同進口國市場上的價格，而非簡單地採用不變成本加成。這種策略性定價必然使得同種商品在不同國家一價定律的不成立。Krugman(1986)對這種定價策略的背景作了進一步研究，通過對各種市場結構做一價定律檢驗，得出結論，這種因市定價策略一般只能在非完全競爭模型(尤其是動態模型)中得到解釋，完全競爭市場模型是無法解釋因市定價的。這一結論也與直觀感受相符。只有在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下，當企業不完全是價格接受者時，它們才能根據匯率衝擊調整價格加成，如果出口國匯率上浮，出口企業在進口國的商品價格提高，但由於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導致其既不敢完全將匯率衝擊程度完全轉移到價格上，亦不像完全競爭市場下那樣僅僅作為價格接受者。它們只能部分提高產品價格，部分依靠價格加成的下降來吸收匯率衝擊。這時，匯率對價格的傳遞就不是完全的。這種策略是一種價格歧視。Goldberg和Knetter(1997)進一步認定這種價格歧視就是庇古的三級價格歧視。根據他們的觀點，市場的分割性對企業的定價行為有重大影響，在不完全競爭的分割市場上，當企業有一定的市場力(Market power)時，才會出現三級價格歧視。他們總結眾多研究結果發現，市場越分割的行業，企業實施三級價格歧視的能力越強，匯率對進口品價格的傳導效果越大。對因市定價造成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分析有很多.主要是圍繞這種價格歧視形成的內在原因展開，Krugman(1986)認為這些因素包括進口品和國內產品的替代程度、進口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以及企業的定價策略等。Taylor(2000)則認為市場力主要取決於產品的差異化程度、產品的替代性及市場上其他公司的可能的反應行為。Dornhusch(1987)認為主要包括市場分割程度、國內及外國產品的替代性及市場組織結構。Goldfajn和Werlang(2000)，Campy和Goldberg(2004)以及Frankel,Parsley和Wei(2005)則認為匯率波動性、進口滲透力、開放度和進口構成、貿易扭曲、運輸成本和收入是影響匯率傳遞的最重要的原因。總體來看，企業而臨匯率衝擊造成的成本變動時，它們在不同市場上的因市定價程度歸根結底取決於企業在不同市場上市場力的差異。而企業的市場力又主要源自於它在不同市場上的價格需求彈性及其產品在目標市場上的替代程度。

　　(一)市場力決定因市定價程度

　　當企業出口產品到另一國時，如果進口地市場上的競爭程度比較高，企業可能就會將出口價格以進口地貨幣定價(LCP)。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而臨同行的競爭壓力，即使而臨匯率衝擊，出口企業也不會將匯率變動造成的成本壓力完全轉移到價格上(Otani,Shiratsuka和Shirota,2006)，而是會自我吸收一些成本壓力。純粹的當地貨幣定價會形成匯率的零傳遞。但如果企業在進口地市場上有很高的市場力，進口地市場上的消費者就只能被動地接受生產者制定的價格，企業就可以實施生產者貨幣定價，將匯率衝擊完全轉移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就是完全的。Maria Dolores(2010)在估計了歐洲各國匯率傳遞彈性後，認為除了極少數國家之外，既未發現支持完全當地貨幣定價，也未發現完全生產者定價的證據。

　　工業化國家的匯率傳遞普遍較低。Campa和Goldberg(2010)研究了20個工業化國家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發現它們的匯率傳遞都在50%以下。然而對新興市場國家匯率傳遞的研究結果卻表明，新興市場的匯率傳遞率普遍超過了工業化國家。如，Barhoumi(2005)發現這個比率介於77%到83%這個區間，而Frankel,Parsley和Wei(2005)則發現新興市場的匯率傳遞率大約是發達國家的約4倍.Burstein，Eichenbaum和Rebelo(2002，2005)確認了這種結論，並指出，如果進口價格以到岸價格衡量，匯率傳遞就是完全的。

　　對於匯率傳遞率隨經濟發展水平而呈現出來的差異，Garcia-Solanes和Torrejon-Flores(2010)在綜合比較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傳遞率後，指出原因正是由於企業在各不同市場上的市場力差異而形成的定價策略差異。在新興市場中，由於發達國家出口商對新興市場的市場力較高，出口商往往用它們自己的貨幣來定價(即生產者貨幣定價)，或占優地以美元定價，這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匯率傳遞很完全，而發達國家之間由於競爭力相仿，往往採取當地貨幣定價，用加成來吸收匯率變動，因而表現為新興市場的貿易部門中似乎購買力平價成立，而在經合組織成員國間卻不成立(Garcia-Solanes和Torrejon-Flores,2009)。此外Choudhri，Faruqee和Hakura(2005)、Devereux和Yetman(2010)也都證明瞭，匯率對價格的低傳遞率正是由於粘性價格和當地貨幣定價。

　　(二)影響市場力的因素

　　影響企業在進口市場上市場力的原因，首先是產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如果說匯率不完全傳遞的原因正是Goldberg和Knetter(1997)認定的庇古三級價格歧視，那麼產品在分割市場上的不同的價格需求彈性正是企業之所以能實施因市定價的前提條件。根據經典理論，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廠商理應根據目標市場各自的價格需求彈性來確定差異化的價格。延伸到發生匯率衝擊的情境下，這種策略就會具體化為出口企業據其而臨的目標市場上的需求彈性來決定在各進口地銷售價格的變動率。當進口國的進口需求隨價格上升而變得更富有彈性時，國外出口商為了自身利益不會任由匯率衝擊完全反映到進口價格上，這就形成了匯率的不完全傳遞(Yank,1997)。Berlin和Feenstra(2001)、Bouakez(2005),Gust和Sheets(2006)都證明瞭企業所而i1的不穩定的需求彈性正是導致最優加成變動的原因，而加成率的變動又降低了貿易價格對匯率變動的敏感性。Gust,Leduc和Sheets(2009)還在可變需求彈性會導致企業最優加成率的波動，從而導致匯率的不完全傳遞的基礎上構建了開放經濟下的DSGE模型。此外，Kimball(1995),Dotsey等人(1999)和Landry(2009)也認為同種商品在不同國家價格不同的現象正是廠商在各國市場上而臨的差異性需求彈性。Corsetti和Dedola(2005)進一步指出，一個市場上的價格需求彈性取決於當地配送成本，從而對匯率變動敏感。

　　其次，如果產品有較高的差異化，國內產品對進口品的替代程度就低，企業在進口地市場上有較高的市場力，企業就能夠將匯率衝擊傳遞到出口價格上去。相反，在產品的可替代程度較高的情況下，匯率傳遞程度就比較低。Dornbusch(1987)從產品差異化的角度來分析了美元升值對美國進口品價格的影響。他認為，當產品存在差異時，由於出口企業在進口國市場上與進口國企業而臨同樣的需求曲線及定價原則，但成本卻是取決於其國內成本及匯率的。這樣，在進口國匯率升值時，由於本外國商品的不完全替代，進口品牌的相對價格就會下降。Feinberg(1986，1989)、Bachetta和Van Wincoop(2005)也認為，產品差異化程度越大、替代性越小，國外出口商相對於國內生產者的份額越高，價格歧視程度或市場集中度越高，國外出口商維持利潤加成的能力越強，從而匯率傳遞效果越高。Burstein,Eiehenbaum,Rebelo(2002)研究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9個發展中國家貨幣大幅貶值後的通貨膨脹狀況，發現國內商品對進口品的替代性對匯率傳遞有顯著影響，替代性越強，匯率對國內消費物價的傳遞程度越低。Bodnar,Dumas和Marston(2002)認為，當出口商相對於進口國當地的競爭者數量更多時，匯率傳遞效果更強。這方而的研究還有Choudhri和Hakura(2001)、Borensztein和Dc Gregorio(1999)等。總的來說，當企業出口的產品在進口國遭遇替代程度較強的當地產品時，出於維持當地市場份額的目的，哪怕發生不利的匯率衝擊，企業也很難提高以當地貨幣標價的產品價格，這樣匯率傳遞程度自然就比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