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楊格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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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楊格定理（Smith-Young Theorem）

　　斯密-楊格定理是指1928年阿林·楊格（Allyn Young）重新發掘了斯密定理，並將其視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是最有闡述力並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時楊格對斯密定理做了重要發展，指出“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

　　斯密－楊格定理表明：一方面分工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另一方面，市場規模又取決於購買力，即生產的數量，也就是分工的水準。從而分工一般地取決於分工，這是一個報酬遞增的動態累積過程，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蘊含於此。

　　亞當·斯密（Adam Smith）關於經濟進化的偉大思想體現在他的勞動分工理論中，其核心就是所謂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與“看不見的手”這一經濟均衡理論相比，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長期未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關註，一直到1928年，阿林·楊格（Allyn Young）重新發掘了斯密定理，並將其視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是最有闡述力並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時楊格對斯密定理做了重要發展，指出“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這就是著名的“斯密－楊格定理”。

　　不幸的是，斯密和楊格關於勞動分工的偉大思想在20世紀上中期再度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斯密－楊格定理包含著報酬遞增的思想，很難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這一困境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才逐步得以解決，經濟學家開始掌握了在一般均衡的框架里處理壟斷競爭和報酬遞增的技術。隨著保羅·羅默1986年關於新增長理論的開創性論文《報酬遞增與長期增長》發表，經濟學家開始將報酬遞增視為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一把金鑰匙，從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和外部經濟等角度來探討報酬遞增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在這種背景下，斯密－楊格有關勞動分工和報酬遞增的思想得以重新納入經濟學研究的視野。

　　斯密總結了分工之所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的三個主要原因：

　　第一，勞動者的技巧因業專而日進；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通常須損失不少時間，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這種損失；第三，許多簡化勞動和縮減勞動的機械的發明，使一個人能夠做許多人的工作。然而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在主流經濟學長期受到冷遇，一直到1928年，阿林·楊格在他的就任英國科學促進協會F分部（經濟科學與統計學）主席一職發表的就職演說《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中對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做了重要發掘，引起了經濟學家的關註。

　　楊格進一步研究了迂迴生產（roundabout methods of production）和分工的關係，補充和發展了斯密的勞動分工理論，並給出瞭如下的經典論述：

　　假定一國的經濟稟賦是既定的，不管怎樣，決定其產業效率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看來是市場的規模。但是，構成大市場的又是什麼呢？不是單純的面積或人口，而是購買力，即吸收大量的年產出的能力。……用一種包容的觀點來看，考慮到市場不是作為某種產業產品的輸出口，因此不是外在於那個產業的，而是作為總產品的輸出口，市場規模是由生產的數量所決定和確定的。

　　根據這種廣義的市場概念，亞當·斯密的定理可以擴展為分工一般地取決於分工。這決不是同義反覆。……這意味著不斷戰勝走向經濟均衡的力量的反作用力，在現代經濟體制的結構中，比我們通常理解的更廣泛和更根深蒂固。……在生產組織上的每一重要進步，不論它是基於狹義或技術意義上的一個新發明，還是涉及科學進步在產業上的新應用，都改變了產業活動的條件，並對產業結構的其他方面發生反應，而這些反應進一步發生的作用又永無止境。因此，變化是累積的，以累進的方式自我繁殖。

　　楊格對報酬遞增過程作為一個分工自我繁殖的累積性變化過程做了進一步的分析。他假定一種商品的供給的增加會伴隨著與該商品相交換的其他商品需求數量的增加，同樣也假定任何需求的增加會引起供給的增加。從而，“某一產業的增長率是以其他產業的增長率為條件的”。在這些假定之下，報酬遞增的實現是“累進和持續的”。某些因素將有助於加強報酬遞增的過程，“其中最有力的因素可能是新自然資源及其應用的發現，科學知識的增加”。

　　最後，楊格將他對斯密定理的發展做出了總結：

　　首先，通過觀察個別產業和個別企業的規模變化效應，是弄不清楚報酬遞增機制的，因為，產業的不斷分工和專業化是報酬遞增得以實現過程中一個基本組成部分。必須把產業經營看作是相互聯繫的整體。其次，報酬遞增取決於勞動分工的發展，現代形式的勞動分工的主要經濟，是以迂迴或間接方式使用勞動所取得的經濟。第三，勞動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勞動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