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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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表徵（Cultural Representation）

　　文化表徵所指涉的內容一方面是文本本身呈現給我們對世界、對現實生活直觀的反映，同時詮釋出文化表徵在文本背後所彰顯出來的權力意識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認同主體性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都是文化表徵所賦予的現實意義。

　　在霍爾看來，“表徵是通過語言產生意義。它有兩個相關的意義，其一是表徵某種事物即描述或模擬它，通過描繪或想象而在頭腦中想起它；在我們頭腦和感官中將此物的一個相似物品擺在我們的面前；其二是指象徵、代表、做什麼的標本或替代”。這是一種描述性的界定和認知，指出了表徵的表層意義，部分強調了表徵所擁有意義的外延和內涵指涉。這也是一種反映論的認識，闡述了表徵理論的一般性認識和思考。當下的文學與文化研究表明，表徵理論之所以重要，更多源於它內涵意義中的權力、意識形態、話語權力、身份認同、主體性等主題內涵。

　　在霍爾看來，“在文化中的意義過程的核心，存在著兩個相關的‘表徵系統’。通過在各種事物（人、物、事、抽象觀念等等）與我們的概念系統、概念圖之間建構一系列相似性或一系列等價物，第一個系統使我們能賦予世界以意義。第二個系統依靠的是在我們的概念圖與一些類符號之間建構一系列相似性，這些符號給安排和組織到代表或表徵那些概念的各種語言中。各種‘事物’、概念和符號間的關係是語言中意義產生的實質之所在，而將這三個要素連接起來的過程就是我們稱為‘表徵’的東西”。這種認識是把表徵所呈現出來的語言、符號、概念、意義等內容視為一個整體，把它們看成是動態的統一體，具有表意實踐的功能和文化建構的功能，具有未完成的文化屬性和特質。“意義”是文化表徵呈現給現實世界最核心的主題，“意義”是一種實現文化表徵和意指實踐的鬥爭場域。

　　在後殖民文學和文化理論研究中，“文化表徵”因其豐富的內核特別受到學者的青睞和重視。在文學文本、社會文本以及文化文本中有其複雜的人物關係，權力關係，社會關係。這些關係構成的複雜的網路體系都蘊涵著“文化表徵”對社會生活中“意義”的建構。

　　“接合理論”是霍爾建構其“文化表徵”理論最重要的支撐點和理論來源。它所指涉的就是不同要素之間的連接並形成統一體，具有表達和接合的雙重意義，不僅指涉“表達”、“說出”、“發聲”、“闡發”和“表述”等文化意向，還指涉“接合”、“連接”和“環扣”等文化意向。就其本質內涵而言，接合理論是對現實社會中不同要素之間通過文化表徵進行“意義”爭奪的一種理論，由此可見，“意義就成為了一種社會生產，文學文本、社會文本以及文化文本並不是意義的源泉，而是各種不同意義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在特定的語境中生產出來的一個場域”。就“接合理論”的本源性特質而言，“接合理論”所體現出的“接合”、“解接合”、“再接合”表徵為一種動態的有機統一體。這種接合的過程是一種暫時的、鬆散的、臨時的狀態，文化表徵所呈現出來的各種社會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或者具有必然的本質，一切都在運動中，處於未完成狀態。在後殖民文學中，這種接合理論所體現出來的文化意向和意指實踐是極為豐富的。在一些加勒比海等少數族裔的文學作品中，牙買加和加勒比海是作家筆下永遠都不可忘卻的記憶。這些記憶尤其印刻在殖民時期，這些記憶永遠都是沉默的“他者”，是無言的，不可能發聲的，也不被允許發聲的“他者”。而這些記憶卻永遠存在，存留在“奴隸區的日常生活和習慣中，在種植園的語言和庭院中，在名字和往往與詞類無關的詞語中，在言說其他語言的秘密的句法結構中，在講給孩子們的故事和童話中，在宗教實踐和信仰中，在精神生活、藝術、技藝、音樂以及奴隸社會和解放後的社會節奏中”。這些記憶是加勒比海等少數族裔自身的記憶，是被壓抑的記憶。

　　同時，霍爾以其自身所擁有的獨特文化身份，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探討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問題。這些文章所指涉的主旨以牙買加和加勒比海為觀照點、研究對象，從文化認同觀念入手，使其思想在“自我與他者”、“邊緣與中心”、“客體與主體”、“主流與非主流”、“支配與被支配”之間不斷地游動和變換，並不斷地把“文化表徵”所思考的族裔散居身份認同理論通過“權力關係”和“話語權力”延伸到研究的主題中去，以族裔散居身份認同的“同一性”為起始點，關註身份認同的“現代性”維度，從啟蒙主義時代的現代性主體身份認同的建構，到晚期現代性的主體身份認同的解構，再到後現代性的主體完全碎片化，從而實現主體身份認同的差異性。同時也關註身份認同的“後殖民”維度，使傳統的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認同從靜態走向動態，從中心化走向非中心化，從完成走向未完成，從被動走向主動，從必然走向非必然，從接合走向解接合。

　　在族裔散居身份認同研究中，身份認同中蘊涵的“意義”是文化表徵最為關切的，也是最本質性的問題。在霍爾看來，族裔散居文化身份認同首先是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是一種天然的“共性”。在這種共性的基礎上，還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異點，即恰恰構成了加勒比海人“獨特性”的那些斷裂和非連續性。這種認識在霍爾1996年的文章《引言：誰需要“身份／認同”？》瑏瑡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思考，把身份的主體從“我們是誰？”變成了“我們會成為誰？”這種哲學思考，完全並徹底地解構了族裔散居身份認同的主體地位，實現了文化表徵內涵中的認同問題的轉向。認同轉向把身份主體性認識從過去時延伸到將來時，突顯出身份認同“意義”的不確定性和未完成性；認同理論的“變化著的同一”性，這是辯證的統一體，蘊涵著“同一性的差異”和“差異性的同一”；霍爾始終把文化表徵內涵中所突顯的“意義”作為思考問題的核心主題，從身份認同的“共性”和“同一性”走向差異性、非本質性、動態性等多元的文化表徵。這與歐洲世界和歐洲主流文學中掩蓋和消解少數族裔的文化身份認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對照，這種認同理論在霍爾的思考中變得更加有價值和意義，也使少數族裔的文學在霍爾的理論中變得鮮活和生動。與此同時，這也是霍爾現實身份客觀的真實的寫照，也是最真切的文化訴求，反映出族裔散居文化身份“意義”在文化表徵中的重要性，這對我們認識和關註少數族裔文學中的“身份認同”等問題提供了重要的認知維度和理論視角，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思考後殖民文學的意指實踐指向和意義指涉。

　　“差異的政治”也是霍爾“文化表徵”理論中最耀眼的主題詞。身份認同的差異性使“文化表徵”在現實實踐和表意實踐中的“意義”變得更加靈活，更加具有彈性，更加富有張力。具體來講，“差異的政治”指涉的是“一個”中的“許多”，拒絕僵硬地把多元的族群分割為截然分開的二元對立的統一體。身份認同的差異性以及由差異性體現出來的“差異的政治”完全打破了傳統的二元對立和簡單的對與錯的關係。基於這樣的觀點和認識，我們在思考少數族裔文學作品時，就會擁有更加多元的、開放的、未完成的視野和認識空間，這種意義上的“非洲”是這個在奴隸制社會裡不能得到直接表徵的能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加勒比海文化中未被言說的、不可能言說的“在場”，而不是歐洲文化視野中的“非洲”和“加勒比海”問題。

　　在霍爾看來，要顛覆歐洲文學、文化對非洲的“成見”、“偏見”和“歧視”，勢必要強化和努力爭取“文化表徵”中的“意義”，把“消極的”、“野蠻的”、“未開化的”、“缺乏教養的”非洲在“差異的政治”的文化意向和影響下“積極的”充分肯定和贊美非洲文學與文化。不再迴避黑人的身體，黑人的膚色，黑人的文化，價值和信仰，通過致力於黑人性的文化表徵，這種策略性認識和思考是通向文化表徵中“反表徵”的具體體現，也是通向“表徵的政治”的必由之路，是一種奪取文化表徵所賦予的“意義”的永無休止的鬥爭和鬥爭場域，最終形成為一種在“差異的政治”影響下的“新世界文化在場”的格局。這是文化表徵“意義”多元性的場域，這種場域形成為一種雜交、同化和匯合的協商的局面，多種文化，多種語言，多種社會景觀的相互對話輪番在此上演，形成一種巨大的張力場。在這種張力場的網路中，各種語言、各種文化、各種力量、各種話語權力、各種認知都匯聚在一起，向彼此奏出最為動聽的音符，呈現出差異中的“和諧”，蘊藏著一致性的“差異”。當然，我們也要清晰地看到，這種認知是一種純理論上的闡釋，要真正實現和達到這個目的，要付出研究者畢生的精力，也許這還不夠。因為“差異的政治”本身也是一個動態的、未完成的“文化表徵”。

　　霍爾所思考的“文化表徵”理論為越來越多的後殖民研究學者所關註。作為一個概念的“文化表徵”，其內涵不難理解；作為一個意指實踐“意義”的“文化表徵”，其內核就要豐富得多，文化意義也要厚重得多。霍爾以自身的身份為現實寫照，去書寫“文化表徵”，以及“文化表徵”中蘊藏著的“接合理論”、“族裔散居文化身份”和“差異的政治”等主題，是再合適不過的學者了，因為他具有其他白人學者、主流文化身份的學者永遠不具有的優勢和在場。這恰恰是吸引其他學者關註的原因之一，也是最具說服力的。這也是為何很多學者把霍爾完全納入繼法儂、賽義德、斯皮瓦克、巴巴之後最成功的後殖民理論大家的行列，以及霍爾的著述被視為研究後殖民理論必讀的範本的重要原因了。

　　“文化表徵”所指涉的對象是後殖民文學中的各種主題，涵蓋的範圍極其廣泛，內涵也極為深刻和豐富。其內核中所蘊藏的“意義”是我們思考理論問題和文學作品主題的參照點及爭奪的“場域”。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各利益方和各種要素集合在一起，匯聚為一個重要的張力場，輪番上演著霸權與反霸權；接合、解接合、再接合；表徵和反表徵；差異的政治；接合的政治；表徵的政治等權力各方的較量。霍爾的文化表徵理論正是孕育和建構在這種歷史語境中，他以其自身的身份為思考問題的切入點和視角，把文化表徵所蘊藏的接合理論、族裔散居身份認同理論、差異的政治等內核彰顯無疑。我們應該以更加多元的理論視角，開放的胸懷，在尋求文化表徵“意義”同一性基礎上，突顯出“差異性”，並彰顯出“差異性”背後所蘊藏的“意義”所在，這是我們認識該理論問題的本質訴求。併在“差異性”基礎上立足自身，認清自己，用更貼近自身本民族的文學再現形象去言說自己所擁有的文化身份、文化立場，並努力闡釋、建構出自身民族文學的美學價值和意義。

　　在很大程度上，霍爾是當今最為活躍的後殖民理論大家，他在建構其文學和文化理論的過程中，充分利用作為“兩棲人”的獨特的文化身份，從加勒比海和牙買加的現實出發，以“文化表徵”為思考問題的主線和切入點，深入挖掘、思考其理論中的文化霸權，反霸權；接合的政治，接合理論的動態過程。這為我們充分詮釋了“文化表徵”理論帶給後殖民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研究的意義，也為我們深入思考和認識後殖民文學中所蘊涵的複雜現實世界、權力關係、意識形態關係、表徵關係以及差異關係等各種“意義”關係提供了重要的認知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