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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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

　　“工具理性”，是由德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馬克斯·韋伯於20世紀初明確提出，就是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工具理性是通過精確計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達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說“效率理性”。

　　工具合理性主要是指通過選擇最為有效的手段去達到既定目標，它是內含不同手段的比較、預先算計和精確計算的，它不看重行為本身的倫理、精神價值，而看重所選擇的行為能否達到預期的具體目的，也就是工具或方法手段的選擇合乎理性，或者說，它具有這樣一種質的規定性，即指向具體目的，基於思考、權衡，合乎方法手段最優、效果最好，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原則。^[1]

　　“工具理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淵源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韋伯將合理性分為兩種，即價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價值理性相信的是一定行為的無條件的價值，強調的是動機的純正和選擇正確的手段去實現自己意欲達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結果如何。而工具理性是指行動只由追求功利的動機所驅使，行動藉助理性達到自己需要的預期目的，行動者純粹從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慮，而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指出，新教倫理強調勤儉和刻苦等職業道德，通過世俗工作的成功來榮耀上帝，以獲得上帝的救贖。這一點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使得工具理性獲得了充足的發展。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宗教的動力開始喪失，物質和金錢成為了人們追求的直接目的，於是工具理性走向了極端化，手段成為了目的，成了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的牢籠。

　　把人類的理性明確區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是馬克斯·韋伯的重要學術貢獻。同時，馬克斯·韋伯揭示了人類社會行動選擇的兩種信念、兩種理想狀態，表達了美好的願望，這就是社會行動在技術和價值兩個層面、價值維度上都要符合理性，即達到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的境界。^[1]

　　工具理性的核心是對效率的追求，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工業現代化的道路上，追求有用性就具有了真理性。這是一種時代的需求，韋伯的理論反映了這種需求，同時也適應了這一歷史性訴求。

　　工具理性在韋伯的理論中包含兩重含義，

　　其一是指目的，或目的－手段理性。當代生活的突出之處是系統的目的理性行動，括明確的目標定義和對達到目標的最有效途徑的越來越精確的計算，這種行動對立於那種遵從傳統主義習慣的行動。

　　其二，理性概念還體現著一種行使理性（reason）的含蓄性質，而不論是否含有手段－目程式。“一種行動類型為‘理性化’的，是指這種活動為明確設計的規則所控制，是指對活動範圍的限精確，並涉及到專門概念和知識的應用，是指這種活動被系統地安排成內恰的整體。在這些特點用指工性行動時，它們意味著極其嚴格的操作上的精確性和可計算性。”

　　與韋伯同時代的“科學管理之父”泰羅、法國管理大師法約爾，在他們的管理學體系中，無不體現了對工具理性的追求。相形之下，在古典管理學時期的這三位大腕中，韋伯對工具理性的研究最為透徹。

　　工具理性是啟蒙精神、科學技術和理性自身演變和發展的結果，然而，隨著工具理性的極大膨脹，在追求效率和實施技術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為啟蒙理性的發展高揚了工具理性，以至於出現了工具理性霸權，從而使得工具理性變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也就是說，西方啟蒙運動以來一直被提倡的理性蛻變成了一種統治奴役人的工具。

　　由於工具理性的統治而帶來的人的異化和物化，在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中，工具理性始終是其批判所指向的核心問題之一。在韋伯之後，盧卡奇將工具理性批判引向了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總體批判，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則又把對資本主義的哲學批判擴大到對人類文明史的批判，馬爾庫塞等也都對工具理性有過論述。

　　總之，縱觀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史，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愈演愈烈，這本身就說明瞭在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各種新問題和新矛盾上，工具理性這一概念有著不可低估的理論意義。

　　工具理性的優先地位，至今在學術界不可動搖。價值理性的實現，必須以工具理性為前提。在政治學里，民主政治必須先有形式上的民主（如投票規則），才能實現實質上的民主。如果連民主的形式都不具備，談何實質？在法學中，必須先有程式正義，才能走向實質正義，程式法先於實體法。在經濟學中，必須先有效率追求，才能為公平追求奠定基礎。總體上說，只要有一種價值理性的存在，就必須有相應的工具理性來實現這種價值的預設。沒有工具理性，價值理性的實現就是水中撈月。

　　但是，韋伯迴避了一個問題，就是價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為本質。說到底，工具理性是為價值理性服務的，二者是一對不可割裂的孿生姐妹。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對工具理性的過度追求，在當代日益引起人們的反思。如何實現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至今是學界的關註熱點。爭吵不休的學術論爭中，韋伯當年迴避的困惑至今尚存。比如，在經濟學中公平和效率的爭論，在哲學中目的和手段的爭論，在文化領域中科學與人文的爭論，等等。這種討論，從多個角度試圖回答韋伯的困惑，也從不同側面反映了韋伯的貢獻。

　　一個人合目的、合規律的社會實踐活動的成功，即個人精神價值向社會價值的轉化，取決於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工具理性即主體在實踐中為作用於客體，以達到某種實踐目的所運用的具有工具效應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是一個系統，系統內又分為物質形態的工具與精神形態的工具；前者的存在好比一個人過河必搭橋，而橋身只有作為物質載體而存在，才能體現手段的價值。否則人過河的願望只能是人的一種從精神到精神“自身劃圓”的過程，即人永遠實現不了過河的目的。兩種形態的工具因各自工具效應的不同，使之各自又成為相對獨立的系統。物態工具具有服務於主體需要的直接效益；精神形態的工具則藉助主體的邏輯思維所投入的抽象勞動，形成物態工具構成的基礎，體現了精神形態工具服務於主體的間接效應。二者結合所形成的合力，體現了工具理性能實現主體客體化的手段價值；反映了主體在實踐活動中為實現自身本質力量對象化，提供自身所需手段的精神能動性。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不斷確證“人是人的最高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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