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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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偏差（ Memory bi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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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偏差（ Memory bias )，是一种心理学现象，指的是：人们由于各种原因，通过脑补、虚构来填补记忆空白，或者替换部分记忆。
记忆偏差分为个人和集体，集体性记忆偏差又称为“曼德拉效应”。
比如说，前置思考中，撞击一小时内的拍摄画面、飞机被导弹击落等不存在的事实等，很多人在回忆时却言之凿凿，似乎真的存在，这就是记忆偏差。
比如说，过后视偏差，意即：人们倾向于利用事件发生之后的结果，去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及过程。这其中也体现出记忆偏差。
我们从接受外界信息到形成记忆内容，大致经过3个阶段：
感觉记忆是接受刺激信息的感知阶段；工作记忆是对信息进行加工编码和暂时存储的阶段；长时记忆是将短时记忆内容通过复述长期储存的过程。
而回忆可以分为回想和记忆2个步骤：
人们要把已有的记忆，通过回想读取出来；随后，大脑在回想的过程中会自动调整这段记忆，从而对此产生新的认知和新的感觉，最后再重新通过记忆存储回去。
在这些阶段中，人脑的记忆处理过程，类似于计算机，但做不到像计算机那样准确复制，而很容易受我们的主观认知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两个人同时身处某个情境，但由于每个人的兴趣不同，注意力分配不同，选择性接触后产生的记忆内容，也就不同。
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防御机制，如果信息会触发个体痛苦体验或者与自我意识相冲突，记忆有可能受到压抑、消除、修正，甚至是重建。
事实上，记忆偏差比我们想象的更常见，能够像×光机那样精准、客观地还原历史的记忆比例，并不太高。
过度依赖可能存在偏差的记忆来做决策，就可能埋下很大隐患。
记忆偏差有许多分类，有些类型的记忆偏见是有益的，例如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痛苦记忆的影响，而另一些则是有害的，例如当我们根据最近的信息而不是最相关的信息做决定时。列举几种场景的记忆偏差[1]：
- 乐观的记忆偏差。我们倾向于记住过去比现在更美好，导致我们对过去的评价比现在更好。正如罗马人所说，Memoria praeteritorum bonorum或“过去总是被铭记”。
- 一致性偏差。我们错误地将我们过去的态度和行为与我们现在的态度和行为联系起来，所以我们觉得必须按照我们整体的自我形象行事。
- 情绪一致性记忆偏差。与我们现在的心情同步的记忆更容易回忆起来。例如，感到放松可能会唤起放松的记忆；另一方面，感到有压力可能会唤起有压力的记忆。
- 马后炮偏差。我们倾向于认为过去的事情是可以预测的，这就是所谓的“自始至终都知道”的偏见。
- 自我中心的偏差。我们以自我的方式回忆过去，比如记得我们的考试分数比实际分数高，或者记得一条比实际大的鱼。
- 概率偏差。我们经常相信快速浮现的记忆比实际情况更有代表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经常夸大鲨鱼袭击的几率或者彩票中奖人数。
- 近因效应。我们对最近的信息记得最好。在审判中最后出示的证据可能是陪审员头脑中最清晰的。
- 支持偏差。我们总是更容易记得，我们选择的方案比拒绝的方案更好。
- 褪色偏差。我们与不愉快记忆相关的情绪比与愉快记忆相关的情绪消退得更快。
- 确认偏差。我们倾向于寻找和解释支持我们先前存在的假设或个人信念的记忆。
避免过于轻信记忆
当我们了解记忆偏差后，对于主观成分很强的记忆，首先不要过于轻信。
即便在很严肃的场合，即便当事人并没有刻意撒谎的动机，例如法庭作证，证人也可能因为记忆偏差，做出伪证。
在很多人眼里，证人通常都是提供一些客观证据的人。他们能把自己亲眼看到、亲眼听到的事实，如实地讲出来。
然而，心理学研究证明，很多证人提供的证词都不太准确，或者说是具有个人倾向性，带着个人的观点和意识，很容易出现记忆偏差。
比如说，在发生车祸之后，面对警察的询问：“黑色桑塔纳与红色奔驰相撞的时候，桑塔纳有没有开转弯指示灯？”
从客观上来说，证人可能根本就没注意到有没有开转弯指示灯，但却很可能会利用他认为合理的那个情节，去填补这部分记忆，于是会在证词中描述“开了”或者“没开”。
通常来说，当一个人在“脑补”那段并不深刻，或者根本不存在于他大脑中的记忆的时候，如果收到他人的暗示或者诱惑，就很容易产生记忆偏差。
心理学家丹贝尔．瑞特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给40名学生看一本漫画书，内容是两个青年在台球室玩台球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偷走了其中一个人的钱包。
瑞特要求所有学生都单独看完这本漫画书，不能与别人交流。
事实上，瑞特事先在漫画书中做了手脚，将40名学生暗地里分成了两组，学生们看到的漫画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其中一组看到的情节是，这个女人是自己单独偷的钱包，而另外一组看到的则是，她还有一个同伙。
学生们看完漫画之后，瑞特首先一对一地提问他们：“这个女人有没有同伙？”只有一个人答错了。
接着，瑞特开始两人一组地提问，在这两人中，一个看到的是有同伙的版本，另外一个看到的则是没有同伙的版本。
在回答以前，瑞特让两个学生先讨论一下各自看到的内容，最后再告诉他明确的答案。
根据逻辑，两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漫画情景，他们根本不能、也无法达成共识。
可结果是，仅仅有5组人的答案是正确的。剩下的15组人最后都讨论出了一个统一的答案。这就表示，有15个人被自己同伴的看法动摇了，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观点。
后来，瑞特将这项实验的报告，发表在当时的《英国心理学》期刊上。在报告中，他略带调侃地写道：“让两个人同时讲一个故事，是篡改人们记忆最强有力的方法。
在讨论是有同伙还是独自一人的这个细节中，一部分人占据了主导地位，对那些可能记忆并不深刻的人进行了心理暗示、诱导和说服，从而影响了那一部分人的记忆。
因此，应对记忆偏差，我们首先要提醒自己，记忆主观成分较大，作为证据的效力，未必很高。我们不要过于轻信，简单把回忆出来的内容当作事实，即便当事人言之凿凿。
了解记忆偏差诱因
当我们了解记忆偏差的诱因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采取措施，减少记忆偏差。
比如说，针对证人可能的记忆偏差，可以分开向不同的目击者独立求证，交叉验证。
比如说，在法庭审理时，高明的法官或者律师不允许“诱导性提问”当事人或者证人，以避免这种“诱导性提问”引起当事人的记忆偏差，导致严重的后果。
因此，如果要妥当应对记忆偏差，我们就要加强对记忆偏差诱因的了解和积累。
比如说，前述提到的后视偏差，是结果信息，让我们倒过去理解历史时，产生记忆偏差，正所谓“生活是正着来过，却是倒着去理解”。
比如说，前述提到的暗示诱导，当群体中有些人占据主导时，其他人的记忆就会不知不觉地修正，向群体主导者的记忆版本靠拢。
做一个类比，就像小说《1984》里男主人公在“真理部”负责摧毁照片和篡改文件等修改“历史”的工作，生活中也有很多因素，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地修改记忆，产生记忆偏差。
比如说，信息的出现和强化次数，对我们的记忆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通常来说，我们对一个想法越熟悉、接触得越多，就越有可能作为事实真相被我们记住。谎言也是如此，重复次数越多，我们就可能把假相当成记忆中的真相。
在睡眠者效应中，由于时间间隔，人们容易忘记传播的来源，而只保留对内容的模糊记忆。
正如心理学家史提芬．弗兰达所说：“我们很可能记不住一条信息的准确来源，比如随便在网络上看到不可信的媒体伪造了某个故事之后，你可能会错误地记住你实际上是在 CNN （美国有线电视广播网）上看过它”。
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可信的媒体、信息源看到的假消息，多次见到后，很可能会忘记它们的信源并不可靠，还以为是在权威信息源上看的，最后将假消息信以为真，形成记忆偏差。
尤其是那种半真半假、真实与虚假混合的故事，我们更不容易区分。由于故事直观生动，见了几次就被我们纳入到长时记忆中，出现记忆偏差。
诸如此类，可以多留心产生记忆偏差的诱因。了解越多，理解越深刻，就越能够规避记忆偏差的负面影响。
善用记忆的可塑性
记忆偏差并不是只有负面影响，也可能产生正面价值。
比如说，人们总是认为过去是固定的，而且已经消逝了，认为过去不可能被改变。但记忆偏差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回忆过去以及如何看待记忆，其实是可以改变记忆的。
通过不同的方式唤起回忆，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释过去，并且让我们的未来在另一条道路上启程。
正如《外婆的道歉信》中所说：“改写记忆是一种很不错的超能力。如果你摆脱不了坏事，就必须用更多的好料去盖过它。”
在生活中，虽然我们不愿意，但各种天灾人祸却难以避免。创伤性记忆会严重影响人的生活质量。这些记忆不断侵入大脑，引起焦虑，并带来二次伤害。
例如，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已造成78人死亡，超过600人受伤。爆炸给地面留下了一个直径超百米的大水坑，也给许多人的心灵中造成难以抚平的巨大创伤。
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人，创伤记忆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萦绕着他们。这会带来许多精神和情感问题，例如包括恐惧症在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等。
这个时候，善用记忆的可塑性，例如适度运用记忆偏差，削弱人们痛苦的记忆，有助于缓解心理问题。
诺贝尔奖得主利根川进曾用小白鼠做过这样一个试验。
他们先让小白鼠产生愉快的体验，形成愉快的记忆。然后再制造场景，让这只小白鼠体验抑郁，使其出现标准的抑郁症状，例如不喝糖水、被倒吊起来也不挣扎。
最后的测试发现，当之前的愉快记忆被激活时，小鼠竟恢复了活力，被吊起时会挣扎也开始喝糖水了。
而且经长时间的记忆激活，研究员也发现，小鼠海马区的神经元竟开始新生，这与服用抗抑郁药物的效果相似。
也就是说，持续激活愉快记忆，可以产生治疗抑郁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