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许可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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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许可效应，指当自己对某事有一个明确的道德标准之后，在做出与这项道德标准相关的行为和判断时，反而更倾向于违背这项道德标准的行为。
简单来说，当我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好的事情、努力的事情之后，就倾向于做一些坏的事情、堕落的事情，来破坏自己之前的努力。
实验：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贝努瓦·莫林（Benoit Monin）和戴尔·米勒（Dale Miller）研究刻板印象和决策过程。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两种类别的问题：第一个类别是命题一：大多数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大多数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而不是出来工作。第二个类别是命题一：有些女人真的不聪明；命题二：有些女人更适合在家里看孩子。人们会不太容易驳斥这样的命题。它们看起来或许有点性别歧视，但人们很难驳斥“有些”这个限定词。结果判断前两个命题的学生立刻提出抗议，但判断第二组命题的学生态度则更中立一些。
断完这些命题后，学生要在一个模拟招聘场景中作出选择。他们的任务是判断几位候选人是否适合某高层职位。这份工作所处的行业一直是男性主导的，比如建筑业和金融业。候选人中有男也有女。对这些刚刚驳斥过性别歧视观点的学生来说，这看起来是项非常明确的任务。他们当然不会歧视一个符合条件的女人。但普林斯顿的研究人员发现，情况正好相反。和那些勉强同意第二组命题认为性别歧视不那么严重的学生比起来，那些强烈反对性别歧视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男性来担任这个职务。当研究人员询问学生的种族主义观点，并提供机会让他们表现对少数种族的歧视时，也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
学生们因为驳斥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言论而感觉良好，因此放松了警惕，更容易作出有歧视色彩的决定。他们更可能根据直觉的偏好作出判断，而不去考虑这个决定和他们“追求公平”的目标是否一致。这并不是说他们想歧视。他们只是被自己之前良好的行为所蒙蔽，没看到这些决定会带来的伤害而已。
“道德许可效应”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那些有明显道德标准的人能说服自己，认为出现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合情合理的，那些人包括部长、注重家庭观念的政治家、打击腐败的辩护律师。例如，一位已婚的电视布道者和秘书发生性关系，一位财政保守派利用公款修自家房子，一位警察对毫无抵抗能力的罪犯施以暴力。大部分人在觉得自己品德高尚时，都不会质疑自己的冲动。而一些人的工作总能让他们觉得自己品德高尚。
道德许可效应不可避免
所有被我们道德化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道德许可效应”的影响。如果你去锻炼了就说自己很“好”，没去锻炼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今天去锻炼了，明天就不去了。如果你去处理了一个重要项目就说自己很“好”，拖延着不去处理就说自己很“坏”，那么你很可能因为早上取得了进步，下午就变懒散了。简单说来，只要我们的思想中存在正反两方，好的行为就总是允许我们做一点坏事。
道德许可效应向诱惑屈服
重要的是，这不是血糖含量低或缺乏意志力造成的。心理学家调查这些纵容自己的人时，他们都认为自己作决定时能够自控，没有失控。他们也没有罪恶感，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得到了奖励，并以此为傲。他们这样为自己辩解：“我已经这么好了，应该得到一点奖励。”这种对补偿的渴望常常使我们堕落。因为我们很容易认为，纵容自己就是对美德最好的奖励。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向诱惑屈服了。
1、大脑中的"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决定了是否会出现"道德许可效应"。
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家罗伯特·萨博斯基提出，我们大脑中的前额皮质，也就是我们额头脑门这一块，是指挥人选择做"更难的事情"。但是，就在这脑门小小地这一块地方，还会有区域划分。它分为三部分，左上部分是"我不要"的意志，右上部分是"我要做"的意志，下面最小的地方是"我想要"的意志。这就是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常常出现摇摆、犹豫不决，或者抵挡诱惑、克制冲动，这些问题都会因为这三种意志力量的大小而决定。"我不要"和"我要做"两种力量决定了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的时候，"我想要"的力量往往就让人们发生了"道德许可效应"。
2、对于事物判断的绝对道德化，导致人们更容易发生"道德许可效应"。
什么是绝对道德化？就是自己在看待事物时候，都用"好"和"不好"这种刻板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和区分。比如，你想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如果闹铃一响，你就起床了，你会觉得自己很棒，如果闹铃响了，你关了闹铃又睡着了，没按时起床，甚至导致你上班迟到，你就觉得自己很差劲。这就是你对早起这件事情的"好"和"不好"的评判。这种太绝对地判断，让你早起坚持不到三天就会失败。因为我们的大脑不喜欢被控制，这种绝对的"好"和"不好"标准让我们感受不到自由选择的快乐，所以在好的行为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做一点点不好的事。
1、多用"我要做"的力量，弱化"我不要"和"我想要"的力量，明确自己行动目标。
做事成功的人往往不会纠结于"我不要"和"我想要"之间。这也是王阳明心学中提到的"事上练"，知道再多理论，都需要在实践中去磨练，否则不能说真正会用。当你在闹铃响的那一刻，与其纠结我想起床，还是不想起床，不如直接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起床。多说"我要做"，少想"我不要"和"我想要"，会给你一个简洁高效的工作生活状态。
2、多想事情带来的好处，不给事物贴道德化标签，让习惯成自然。
无论是习惯的培养，还是坚持一件事情，不是做了就好，不做就不好，而是你知道自己喜欢做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改变，知道这件事情能够实现自己的什么目标。在你决定早睡早起时候，告诉自己，早睡早起可以让自己精神充沛，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让自己从容吃个阳光早餐，上班不迟到。当你不再对早睡早起这些事情标签、道德化去看待，不再认为做就是证明你好，不做就说明你差，那么坚持做这些事情，对于你就不再是难事。
3、减少行为的变化性，避免"道德许可效应"的反复出现
当你上班后，坐在电脑前，看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工作，会冒出："这个工作我是早上做呢？还是下午做？"这就是变化性行为的选择，这种问句，我们要尽量避免。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自己："这些工作都需要完成，如果我拖延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也就是说，当进行一件事情时候，我们需要多问确定结果的问题，减少行为变化的选择性问题。当你今天要早睡早起时候，不要问自己，我是10点睡6点起呢？还是9点半睡5点半起？而是问自己，不早睡会不会无法早起，无法早起，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呢？
管理层的主要职责就是要激励那些不愿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的员工,但道德许可效应的出现会让管理层左右为难。
因此,我们建议管理层要多管齐下,避免组织员工出现过多的心理权利。
首先，管理层不应那么急迫地要求员工承担过多额外的工作,而且要重新评估公司的激励措施(对管理层重新进行培训,让他们管控好对员工施加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企业领导则应当为员工量身定制激励措施,并使其转化为员工积极工作的动力,不要想尽办法控制员工。对于那些主动承担额外工工作的员工，企业领导们就应该给他们更多的非正式积极反馈，并在公开场合多加赞扬。
企业也应当积极为员工创造一个鼓励自发积极 工作的环境。例如,企业可以给员工自由度,调整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以最大程度地激发每个人的工作潜能等。企业也应当多聘请那些表现出很强的意愿和能力成为优秀组织公民的员工,并将优秀员工的故事广为传播。
此外,企业的高层领导则应当自觉成为标杆模范,而不求取额外的奖金回馈。
非正式积 // 非征式积